“聽人說大陸人做不到(垃圾分類)。我說兩岸都是中國人，壞習慣都一樣。相近的風俗習慣，重視奢華的包裝等等。我為什麼要來大陸？因為我們過去20年的辦法太好用了，因為我們過去20年前的狀況和大陸的現狀是一模一樣的。”來自臺北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的工程師、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特聘專家林斌龍，在北京演講時如是說。
垃圾山怎樣成為觀景台
“這是一個煙囪，煙囪的形狀有點怪，上邊紅色的是一部電梯，煙囪有120米高，相當於40層樓高，這個電梯是透明的，煙囪上面有一個觀景台，還有一個旋轉餐廳。就是說你在這吃飯聞到的是香味，沒有臭味，也看不到什麼煙。”林斌龍指著圖片所說的地方，是臺北市的北投垃圾焚化廠。現在，這個地方不僅早已不像人們印象中垃圾焚化廠那樣讓人聞之色變，還成了知名的觀光景點。這裏除了焚燒垃圾，廠區內還建起了健身中心等娛樂休閒設施，供附近居民使用。
20多年前，由於面積小，而臺灣人口又大量集中於此，臺北市面臨嚴峻的垃圾問題，每天產生近4000噸垃圾。從1991年開始，臺北市對垃圾進行焚化處理，並確立“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目標。僅在臺北市，就有3座垃圾焚化廠，除北投垃圾焚化廠以外，還有內湖和木柵垃圾焚化廠，而這3個廠的煙囪高度都是由林斌龍做風洞實驗評估後決定的，“我當時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實驗室做模型，在縮小尺寸的煙囪造煙，用不同的風速來吹，看看哪個高度的煙囪擴散比較好。由於有航空管制，所以北投焚化廠的高度只有120米，我當時希望它可以到150米；木柵焚化廠是150米，內湖垃圾焚化廠是70米。”
其中，內湖焚化廠建的年代最早，1992年正式運轉，設計處理量900噸／日。現在，那裏人們目之所及都是綠地，其實是被改造過的垃圾山，二三十年前上面是寸草不生的。因為在1985年前，臺北市的垃圾都是露天堆置，形成基隆河旁的“內湖垃圾山”。“垃圾填埋產生的臭味影響到附近的居民，居民開始抗爭，這是早期的環保抗爭。”後來當地政府決定在垃圾堆旁邊建一座焚燒廠來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居民與政府的抗爭、妥協，後來達成了很多協議，比如當地居民用電可以申請電費補助，因為這個焚燒廠可以發電；水費也有補助，居民去焚燒廠的溫水游泳池不要錢。“因為你們忍受了我們的污染，所以我們就回饋一下，那邊很多企業設有敦親睦鄰基金，給周邊受害的居民一些回饋。”林斌龍解釋說。
臺北在島內首創垃圾隨袋收費
為了減輕焚化廠的處理壓力，臺北市1992年即開始推動資源垃圾回收。當時因垃圾採用落地收運的方式，全臺北市有3765個垃圾集中點，環境極為髒亂。臺北市從1997年實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資源回收計畫”，規定市民必須將垃圾直接交給垃圾車收運，採取定時、定點、定線清運垃圾方式，方便市民將“垃圾分類”、“資源回收”與“垃圾清運”一次完成。
“現在當然我們做的還可以了，不過從八幾年到現在也是非常辛苦的，不是說一開始就很順利，一開始也是亂七八糟的。那時候垃圾分類沒人知道該怎麼做，當時的環保署署長簡又新參考了荷蘭資源回收桶的創意，把垃圾分成4類——紙、塑膠、金屬和玻璃。然後擺放了一個漂亮的‘外星寶寶’回收箱在路邊，但是沒有人去丟垃圾，而且丟的也不對。”後來回收的種類越來越多，而要回收就要先分類。為了讓垃圾跟可回收物分開，臺北市率先使用了垃圾袋。
“臺灣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這樣做的，不是全部這樣做的，所以北京要做，趕快！”林斌龍所指的，就是臺灣著名的“垃圾隨袋徵收”政策，這一政策提出之初，各部門相當抗拒，直到1999年馬英九當選臺北市長，才定案實施，連同廚餘垃圾回收一起作為配套措施，正式讓廢棄物進入了可利用的體系。馬英九曾穿著圍裙上電視宣傳政策，垃圾分類回收成為他市長任上最突出的政績之一。
“垃圾隨袋付費徵收”的方式，是以臺北市環保局設計的專用垃圾袋為計量工具，計算市民應繳垃圾費的金額。專用垃圾袋共有6種規格，每袋價格從新臺幣2.5元(約合0.6元人民幣)到46元(約合10元人民幣)不等。專用垃圾袋的售價是收集、清運及處理該型垃圾袋的成本，不含垃圾袋製作及銷售成本。所以，市民扔的垃圾量越少，需要使用的垃圾袋越少，繳付的垃圾費也就越少。這裏指的垃圾，是無法回收的純粹的垃圾，可回收的資源垃圾不扔進袋中。
收費和分類使垃圾量大減
過去，臺灣每個人平均每天產生的垃圾量最高多達1.34公斤，而現在臺北市每個人每天的垃圾平均只有0.39公斤，等於超過三分之二變成了資源，真正的垃圾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臺北市是全臺灣做得最好的，全臺灣現在每天每人產生垃圾是0.52公斤，回收量是40%多。”林斌龍說，現在臺灣每天家裏要扔的東西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的垃圾，不要的；一種是資源物，可以回收賣錢的。“不要的東西才要燒，燒完之後再進填埋廠。生垃圾(指未經焚燒的)是不進填埋場的，需經過減重、減體積以後再去填埋。垃圾經過焚燒以後它的體積只剩大約1/10，重量剩大約1/5，減量很多的。北投垃圾焚化廠一天能燒1800噸垃圾，原來設計可處理150萬人口的垃圾，現在不夠燒了，因為生垃圾減少了2/3以上。”
臺北市福德坑垃圾掩埋場填滿以後，1994年又建了山豬窟填埋場，“當時選擇這個填埋場的時候，很多讀書人很有意見，說不能在我們家後院建填埋場，除非達到最高的環保標準。所以山豬窟填埋場當時建的很辛苦。建了以後我們就想，完蛋了，一個填埋場二三十年就滿了，建第二個就這麼困難，建第三個怎麼辦？現在不用煩惱了，本來山豬窟填埋場30年就該滿了，由於垃圾減量，現在可能等到幾百年才會滿，因為進填埋場的量設計時一天是2500噸，現在每天只有55噸了。”
讓民眾做環保“有賺頭”
2000年，臺北市提出在2020年實現“資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目標，垃圾隨袋付費徵收是重要的一環。“這個垃圾袋折合人民幣大概一塊多錢，台幣5塊錢，有大有小，這裏還有防偽標籤，是垃圾才丟在裏面，不是垃圾不丟在裏面。如果你的垃圾不丟在裏面，人家是不會收的。如果社區裏面的垃圾有哪一袋不裝在這裏面，是要罰錢的，大概最少會罰1200元台幣(約合260元人民幣)。”在臺灣，許多商品包裝上會印有回收標誌，讓人們知道不要將有回收標誌的東西丟到專用垃圾袋裏，回收物可以賣，社區會把資源物集中起來賣給回收商。
“比如說我在家裏有一個東西要丟掉，這裏有一個垃圾桶，這裏有一個回收桶，你要丟哪個？當然丟回收桶了，因為回收是可以換錢的，而垃圾袋是要花錢買的，這樣有一個經濟的誘引。一是讓可回收物不丟進垃圾桶，二是儘量少丟。這是垃圾隨袋徵收政策產生的一個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原來預估2020年要實現資源全部回收，事實上到去年年底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可以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與此同時，生產者也要為回收的物品付費，通過這些錢成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比如說我是公司的老闆，一天生產100個產品，我就繳100個回收的錢給基金，我自己回收，假設回收目標是60%，我做到回收60%的時候基金退給我60個產品的補貼費用，然後今年是60%明年可能變成70%，是逐年提高的。第一，我回收多少，基金退給我多少；第二，企業有一個最低的回收比率目標，補貼費率會依據是否達標而變動，所以企業儘量要達到目標。”
林斌龍認為，臺灣二三十年來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建立起來的整個體系，不是政府說一句話就建起來的，他強調不能僅僅靠政府，還要民間來做，甚至是全民去做，讓民間和企業有一點賺頭才可以，“這是一個大學問！社區、回收業者、垃圾清運工等，如何運行？整體的運作就靠這個基金。”林斌龍告訴《環境與生活》雜誌記者，這個以基金為動力的體系目前在台已經運行了大概有20年了，剛開始時候並不順利，甚至基金都快“死”掉了，但是後來民眾的環保意識提升，給政府機構帶來壓力，才讓基金的運營漸趨成熟。如今在臺灣，官員到選舉的時候必提環保。“我經常以環保局專家的身份去檢查，環保局到這些單位的時候很威風的，我到一個地方說我是環保局的，他們就說趕快打電話給老闆，環保局來了，感覺好像環保局比員警還威風。而20年前，要去檢查，有些企業根本不理，甚至放狗追檢查的人員。這就是說在有環保意識的地方，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環保是對的，不環保就是錯的。”
眼下，林斌龍希望在大陸做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與中國人民大學環境與政策規劃研究所的宋國君所長合作，希望政府立法促使企業聘用有資質並經過培訓的環保人員，類似臺灣環保專責人員制度，這樣既讓環保機構和企業溝通更順暢，也讓學有專長的人可以到企業裏做環保。
你知道嗎？臺灣垃圾回收八策略
臺灣實現“資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主要有8項策略：
- 防止偽造專用垃圾袋，持續加強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的教育；
- 執行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收；
- 推廣餐廳、市場有機廢棄物回收及再利用；
- 實施廢傢俱修護及大型廢棄物破碎回收再利用；
- 推動區域合作處理垃圾，以減少掩埋容積；
- 有害廢棄物分類處理回收再利用；
- 對無法回收的廢棄物進行熱能回收；
- 垃圾焚化的灰渣進行篩選、分類、固化、熔融，再利用。
臺北“垃圾隨袋徵收”獎懲規則
專用垃圾袋為清理費收費專用，未經環保部門同意不得擅自製作、販售，並不得使用袋上圖樣及文字。偽造、變造或擅自販售(包括擅自提價販售)專用垃圾袋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並按次處罰；販賣偽造、變造專用垃圾袋者處罰相同。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對於檢舉行為，經查屬實並處以罰款者，將實收罰款的20%獎金給檢舉人(最高獎金可達新臺幣50萬)，並對檢舉人身份予以保密。但公務員為檢舉人時，不發放獎金。(1台幣約合0.22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