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国际社会是如何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
在1974年世界粮食大会上首次发表了《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提出了“在十年内消除饥饿、粮食危机和营养不良”的目标。22年后的1996年，全世界长期食物不足的人口仍然为8亿多，而且还有微弱增长的趋势。又过了8年后的2002年再次召开世界粮食大会，各国又不得不承认之前的“目标尚未取得足够的进展” 。又再过了5年后的2007年和2008年，全球饥饿人口仍然在9亿以上。又过了12年后的2019年，全球饥饿人口近6.9亿，比2018年多出1000万，过去五年内净增近6000万。2020年，世界饥饿状况急剧恶化，全球大约1/10的人口(8.11亿人)食物不足。
这就是国际社会近半个世纪(46年)以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成绩单：多次定下零饥饿的承诺，多次推迟，目前已经推迟到了2030年。
从技术层面来说，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很简单，给粮食就行了。同样，解决气候问题的技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减排就行了。然而，人与人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这些问题变得难以解决。
很难说国际社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是否全力以赴了。但是，如果连当前饿死的人他们都不能挽救，那么，未来的气候难民，他们能挽救得了吗？！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未来的气候难民相比，无足轻重吗？！他们仅仅就是想吃饱饭而已，这个要求很奢侈吗？！如果在拯救饥饿问题上，他们不能全力以赴，那么，他们在拯救气候问题上能全力以赴吗？！
如果你家里的孩子饿了，你会在几分钟之内给他拿食物。但是，这个世界上每几秒钟就有一个孩子饿死，而我们让这种情况延续了不是几分钟，也不是几小时，更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而是近半个世纪了！更重要的是，这还将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现在你觉得气候问题还是个问题吗？！至少，对于现在世界上的8亿多饥饿人口来说，他们不会在乎气候问题。这也是很多气候活动家的一大误区。
再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类似的复杂问题：战争、核武器、庞大的军费开支、专制和集权、恐怖主义、贫困、环境问题、毒品、暴力……等等。
从目前来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晃1/4世纪过去了，从COP1到COP26，实质性的协议还是签不下来，尽管很多国家也做出了某些承诺。但这些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也就不装了，解决不了就算了，拖下去！他们之所以还能每年找个地方聚一次，讨论一下气候问题，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还能继续装下去。当然，每年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儿进展，但这就像数学中的一种极限函数一样，可以无限逼近一个点，却永远也到达不了这个点。
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他们以当前这种方式解决气候问题的成功率是0。如果在COP12的时候，你对他们还有幻想，那么在COP26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有任何幻想了。
即使协议签了，也很难保证签的协议不是一个糊弄公众的协议。即使是一个严谨的协议，那么执行和监督过程也会有很多问题。
我并不是说世界饥饿等上述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单独面对上述每一个问题时，它们确实都很难解决。
克里斯那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有过一次对话。甘地夫人说她的国家面临很多问题。克里斯那则对甘地夫人说，你应该将所有这些问题看成是一个问题，用整体的方法去解决。大致意思如此。
中国有句古话叫“纲举目张”。意思是说在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需要抓住关键因素，只要解决了关键因素，那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关键因素就叫“纲”。
或许这么多年来，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错的。我们太过分专注枝节问题，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应该认真听听智者的箴言。
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其实是人类的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上述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肉食就是人类最大的道德问题。全世界每年虐待和屠杀几百亿只动物，其规模和残忍难以想象。托尔斯泰说：“当我们自己还是被杀动物的活坟墓时，我们还能期望世上会有什么理想的情况呢？”所以，不要说是我在说“没有希望”。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就已经说了。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畜牧业还是当今诸多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土地退化、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砍伐。畜牧业还消耗了世界粮食产量的1/3，世界大豆产量的80%。而这些粮食和大豆本可以去喂养饥饿人口。肉食还是造成当今人类慢性疾病的主要因素，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不谈道德问题，仅从事物的表面联系来看，减少肉食消费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前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主任阿斯霍克·寇斯勒曾说：“肉食能杀死我们所有人”。此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