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大忙人”

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的办公室位于新德里一个树木繁茂的地区。当我到达时,这位主人也刚刚进入办公室,正与另一位访客交谈着。这种交替重叠是典型的帕乔里作风。目前,他同时扮演着两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日间工作”是智库能源与资源学会(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总干事。

但是,让他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却是另一份工作: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PCC)主席。这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高端科研机构之一,刚刚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分享了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过去近2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一直在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诺贝尔委员会称赞该机构创造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联系的深刻共识”。

他的访客离开后,帕乔里友善地跟我打招呼。他伸出了手,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得了重感冒。“我也是!”他惊呼道。这位67岁的老人身材高挑,面相年轻,胡须中有一缕明显的白须。他穿着一件满是皱纹的灰色斜纹呢夹克,一条黑裤子,戴着一条花领带。

没时间吃午餐

这两份工作让帕乔里非常繁忙,以至于他无法出去吃午餐。于是,我们走到他乱糟糟办公室的一角,在两张绿色海绵椅上坐了下来。自从去年10月份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事情多得“让人发疯”。他的声音低沉、沙哑,感冒症状明显。此前,他在瑞士、东京和华盛顿开了5天会,刚刚返回印度。

既然人们已经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那么,诺贝尔奖还重要吗?当然重要。“诺贝尔奖将气候变化问题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通过颁发这个奖项,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气候变化问题是决定未来全球和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个面无表情的大胡子男人端上了我们的头盘,把一碟酸奶沙拉、一碟碎黄瓜和胡萝卜放在了一个小玻璃桌上,还有两碗蔬菜清汤。“吃吧,要不你的汤就凉了,”帕乔里建议道。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成立于1988年,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所有成员国开放。帕乔里2002年当选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主席,主持由10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会议。这个工作需要他同时扮演外交家、中间人、工头和发言人的角色。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并不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但在11月份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旨在给决策者一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务实视角。这份长达23页的文件浓缩了该小组今年发布的其它3份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值得最高决策者一读──应当说是世界领导人。他们可以通读这篇报告,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我希望它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不可逆转的后果

在这篇报告中,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发出了一些最有力的宣言,表示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突发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它指出,如果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上升2°C,将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格陵兰岛冰原迅速融化,多达三分之一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主要报告大约每5至6年公布一次,并且需要所有参与国政府就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帕乔里表示,技巧就是要冷静、不慌张,因为赢得100个国家的一致同意“绝非易事”。

去年12月份,帕乔里参加了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这次会议上,大约180个国家开始就《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后续协议展开讨论。《京都议定书》是一项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将于2012年到期。“那些负责此次会议的人现在必须行动起来。目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非常关注,而且现在有采取行动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想我们会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此次专访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进行的──译者注)

助手撤掉了我们的汤碗和一口没动的沙拉。我们忙于谈话,所以没怎么吃。帕乔里承认他经常不吃午餐。“有时我根本就不吃。只来一小块曲奇,喝点咖啡什么的。”

我们的主餐上桌了,包括米饭、菠菜芝士(菠菜配以大块印度奶酪)、淡橙色辛辣拌菜、黄色木豆(小扁豆)和馕饼。

帕乔里看起来很放松。不过,他的两条长腿形成了锐角三角形,以便让放在一个膝盖上的一盘食物保持平衡。他非正式的风格延伸到自己在电邮中的署名,一个伯父似的绰号:“帕奇”(Patchy)。

我们吃东西时,谈话会暂停片刻。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办公室,看到一套俄罗斯娃娃,一排陶制荷兰小屋。办公室一边的长架子上摆满了板球比赛胜利品。帕乔里是个铁杆球迷,而且经常抽时间去打球。在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赢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上午8点(就在庆祝活动结束几小时后),他还和能源与资源学会的同事照例打了一场板球比赛。

凌晨3点就上班

办公室里有个手推车,上面满是咖啡罐、茶叶罐,还有一个电水壶,他工作到很晚时会用到这些。帕乔里承认,经常要在凌晨3点来办公室。从他家转个弯就到这里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堆了很多事。白天我没任何时间做别的事。”

我吞下几口辛辣的蔬菜,挖了些小扁豆,就着馕饼一起吃。吃饭过程中,我抽空问了个问题:印度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内部有什么进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召集了一些环境保护论者、科学家和决策者,组成了这个小组,帕乔里是其中一员。

与发达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均能耗和排放量都比较小,但它仍是全球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拥有11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幅逾9%,在2005至2030年间,预计印度的能耗量将翻倍,因此,该国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帕乔里承认:“还没有看到印度政府打算做什么。”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国家还不愿接受减排目标,担心这会影响经济发展,但帕乔里坚信,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他坚称,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已经存在。“有人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成本,将破坏经济发展进程,而且将造成失业。我们不应纵容这种谬论。”

日本法国节约能耗的例子

他列举了日本和法国节约能耗的例子。30年前,日本开始采取措施,逐步从煤炭和石油转向天然气。该国拥有卓有效率的公共交通,而且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法国大约80%的发电量都依赖核能。

如果日本和法国是明星,那么哪些国家有欠缺呢?“我不需要点出任何国家,”帕乔里表示,“但在1年半前,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说法:美国有使用石油的嗜好。”

他认为,给碳排放定价,同时为人们改变行为方式提供经济激励,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可以让私营行业和消费者看到开发低碳选择的价值,并大规模使用它们。”

帕乔里不是研究大气的科学家,但自从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能源问题。帕乔里出生在印度北部北安查尔邦的奈尼塔尔,上世纪7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获得了工业工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印度前,他在那里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

人们当时认为我疯了

“大约在1987年、1988年,我才真正进入气候变化领域。”1988年,他成为国际能源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主席。这是能源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联合会。他回忆到,当年曾给这个协会作过一次演讲,说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敦促同行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人们当时认为我疯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只关心提高能源供给的能源专业人士。对他们而言,气候变化是个外来词,他们认为在能源决策中不需要考虑它。”

我们吃完饭时,我说因为我不吃肉,所以我喜欢印度普遍流行的素食餐。我问帕乔里自己是否是个“素食主义者”(在印度他们称之为“veg”)。“我喜欢吃素食,倒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只是出于健康和生态方面的原因,我才喜欢的。上个月我在纽约给一些非政府组织作演讲时,我最后说,你们应该少吃肉,那么你们会更健康,对地球也有好处。”

最后一道菜上桌了

最后一道菜上桌了。帕乔里父亲般地说:“来,吃点甜点。”那是玫瑰蜜炸奶球(gulab jamun)──奶制面团油炸后浸入甜浆中。

电话响起:帕乔里要开始他下一个会晤了。我问了一些简短的问题。作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主席,他的任期将于2008年结束,之后会连任吗?“我还没决定是否继续连任。我将在年底做出决定(编者注:此文原文发表于2007年12月1日)。这确实很耗神。除非你准备好付出努力,否则接受这份责任就毫无意义。”他的职责决定了他要进行大量旅行,而且他总在工作。

帕乔里很快将承担更多的工作。他加入了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发起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并进入了论坛理事会。在这里,雄心勃勃的成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小额信贷先锋人物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以及安南本人。

对于自己在追逐国际职业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他是怎么看的呢?他有些胆怯地承认:“我已学会了承认我自己的罪过。”

他承认,他一直在尝试进行更多的视频采访。“但在有些活动中,你亲自出席似乎至关重要。”他还耐心列举了一些我们都能采取的措施:“在不需要时关灯,将空调和加热器温度调在合适水平上,能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在可能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使用公共交通。”

帕乔里停了停,然后温和地说:“我得走了。”但他离开时,还是建议我留下来吃完甜点。我吃了几口,然后出了门。之后我埋怨了自己一下:我忘了关灯。

达拉津德·帕乔里办公室,新德里

蔬菜汤
新鲜沙拉
菠菜芝士
拌蔬菜
米饭
木豆
馕饼
酸奶沙拉
玫瑰蜜炸奶球

转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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