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暴──气候灾变与人类的机会》

英文书名: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 The Truth About the Coming Climate Catastrophe and Our Last Chance to Save Humanity

中文译名:《环境风暴──气候灾变与人类的机会》

作者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

出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评作者:柏开

1978年,37岁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正在主持关于金星的最前沿研究──先驱者金星计划”。但就在“先驱者金星1号”卫星4150万公里的漫长旅程中,汉森突然决定将研究重心转向地球:“我们已经知道在火星和金星上二氧化碳是决定气候的因素”,而了解自己星球上气候的变化无疑要比研究覆盖金星的云雾更有用。

汉森向自己的妻子承诺,这一转向仅仅是短期的。事实上,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短期”意味着“至今”。1988年,已经成为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的汉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候暖化,此后全球暖化问题更为人所关注。汉森采用原本拟仿金星云层的“辐射转移模型”去分析地球大气层中的悬浮微粒和气体,他凭借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广泛的公众影响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颁美国物理学会、美国气象学会、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的一系列重要奖项。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期间,汉森更是出版了新书《环境风暴:气候灾变与人类的机会》,全面披露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真相,呼吁人类珍惜自我拯救的最后机会。

汉森认为,人类各种不当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相当于让地球表面每平方米都夜以继日地亮着两个1瓦的小灯泡。这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多种证据表明,地球的气候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一旦跨过这一点,气候变化多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不良后果将无法避免”。如果地球升温超过2摄氏度,海平面会像3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时期一样,比现在高出25米。毫无疑问,如果不马上采取紧急有力的正确措施,地球的环境有可能在短短数十年间恶化与崩溃,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面临着气候大灾变与大浩劫。

汉森指出,我们需要推行两大政策: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不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逐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黑碳气溶胶、甲烷、氟氯化碳等大气污染源,降低非二氧化碳对气候的负面影响。这两大政策需要双管齐下,并且“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由于排放到大气—海洋系统的二氧化碳寿命长达数千年之久,因此节能减排固然重要,但更明确而迫切的结论是:必须尽快淘汰燃煤排放,让高污染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永远留在地底下不再开采,确保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浓度不超过350ppm

现实却不容乐观。全球海平面曾在过去7000年间保持了相对稳定,北美和欧亚大陆的冰原面积不再增加,格陵兰和南极的冰川又并未过度融化。但地球气温在过去的30年间就升高了0.6摄氏度,海平面现在以每10年3厘米的速度快速上升,是之前一个世纪速度的两倍。人类行动的步伐却显得缓慢而落后了:虽然美国实际能源消耗自1975年以来的年增长率仅为1%,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依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大型水力发电、核电等“相对环保”的能源方式也受到不少环保主义派别的质疑。

在汉森看来,是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漂绿”行为导致了环境危机的加剧:政策制定者们对全球变暖及生态环境问题表示关注,但又不采取实际行动来稳定气候、保护环境。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压力、选举周期带来的行为短期化、科学家习惯性的客观怀疑态度所导致的过度谨慎与沉默,都使美国政府容易忽略具有长远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反倒批准兴建新的燃煤发电厂、煤制油工厂、开发页岩油和甲烷水合物等非传统燃料,允许采矿公司使用水力破碎和长壁采煤等非环保技术。能源公司影响下的参议员和政治掮客们鼓吹或默许种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如果其他国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一早就对这个国家宣战了。”另一方面,旨在开展全球合作的《京都议定书》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减排目标既难以实现又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事实上还鼓励了发展中国家不去改善节能技术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的化石燃料排放量在《京都议定书》签订后反而急剧反弹,煤再度被大量使用,便是明证。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行动?汉森强调,只要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依然是相对便宜的能源选择,当前主流的“限额与交易”方案以及由此建立的碳排放市场框架就绝不可能成功。汉森支持的是“费用与红利”方案:在源头按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施全面收费或统一征税,将所收到的钱以直接津贴方式返还给大众,鼓励在减少汽油、燃料油、煤、电力等使用量的碳足迹等方面做得较好的民众。政府不需要花费一分钱,让市场从能源有效性角度来做决定,既可以在节能改造现有能源使用方式与采用风能、太阳能等各种无碳能源之间产生良性竞争与平稳过渡,也可以改变人们在交通、建筑、城市规划等各方面的习惯。

虽然汉森对政治与政客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但依然呼唤着政治家们的勇气与担当。他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颇有微词,因为他们不能“像丘吉尔反对纳粹、前林肯反对奴隶制”那样坚定。为什么汉森自己能如此不懈?因为他在有了自己的孙子孙女后,不希望他们在未来某天回顾历史时说:“爷爷当时了解即将要发生的灾难,但是他当时没有给大家交代清楚。”那么,我们又将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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