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零废弃”在台湾不是神话

“听人说大陆人做不到(垃圾分类)。我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坏习惯都一样。相近的风俗习惯,重视奢华的包装等等。我为什么要来大陆?因为我们过去20年的办法太好用了,因为我们过去20年前的状况和大陆的现状是一模一样的。”来自台北市环境工程技师公会的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特聘专家林斌龙,在北京演讲时如是说。

垃圾山怎样成为观景台

“这是一个烟囱,烟囱的形状有点怪,上边红色的是一部电梯,烟囱有120米高,相当于40层楼高,这个电梯是透明的,烟囱上面有一个观景台,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就是说你在这吃饭闻到的是香味,没有臭味,也看不到什么烟。”林斌龙指着图片所说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北投垃圾焚化厂。现在,这个地方不仅早已不像人们印象中垃圾焚化厂那样让人闻之色变,还成了知名的观光景点。这里除了焚烧垃圾,厂区内还建起了健身中心等娱乐休闲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

20多年前,由于面积小,而台湾人口又大量集中于此,台北市面临严峻的垃圾问题,每天产生近4000吨垃圾。从1991年开始,台北市对垃圾进行焚化处理,并确立“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目标。仅在台北市,就有3座垃圾焚化厂,除北投垃圾焚化厂以外,还有内湖和木栅垃圾焚化厂,而这3个厂的烟囱高度都是由林斌龙做风洞实验评估后决定的,“我当时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实验室做模型,在缩小尺寸的烟囱造烟,用不同的风速来吹,看看哪个高度的烟囱扩散比较好。由于有航空管制,所以北投焚化厂的高度只有120米,我当时希望它可以到150米;木栅焚化厂是150米,内湖垃圾焚化厂是70米。”

其中,内湖焚化厂建的年代最早,1992年正式运转,设计处理量900吨/日。现在,那里人们目之所及都是绿地,其实是被改造过的垃圾山,二三十年前上面是寸草不生的。因为在1985年前,台北市的垃圾都是露天堆置,形成基隆河旁的“内湖垃圾山”。“垃圾填埋产生的臭味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居民开始抗争,这是早期的环保抗争。”后来当地政府决定在垃圾堆旁边建一座焚烧厂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居民与政府的抗争、妥协,后来达成了很多协议,比如当地居民用电可以申请电费补助,因为这个焚烧厂可以发电;水费也有补助,居民去焚烧厂的温水游泳池不要钱。“因为你们忍受了我们的污染,所以我们就回馈一下,那边很多企业设有敦亲睦邻基金,给周边受害的居民一些回馈。”林斌龙解释说。

台北在岛内首创垃圾随袋收费

为了减轻焚化厂的处理压力,台北市1992年即开始推动资源垃圾回收。当时因垃圾采用落地收运的方式,全台北市有3765个垃圾集中点,环境极为脏乱。台北市从1997年实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采取定时、定点、定线清运垃圾方式,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现在当然我们做的还可以了,不过从八几年到现在也是非常辛苦的,不是说一开始就很顺利,一开始也是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垃圾分类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当时的环保署署长简又新参考了荷兰资源回收桶的创意,把垃圾分成4类——纸、塑胶、金属和玻璃。然后摆放了一个漂亮的‘外星宝宝’回收箱在路边,但是没有人去丢垃圾,而且丢的也不对。”后来回收的种类越来越多,而要回收就要先分类。为了让垃圾跟可回收物分开,台北市率先使用了垃圾袋。

“台湾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这样做的,不是全部这样做的,所以北京要做,赶快!”林斌龙所指的,就是台湾著名的“垃圾随袋征收”政策,这一政策提出之初,各部门相当抗拒,直到1999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才定案实施,连同厨余垃圾回收一起作为配套措施,正式让废弃物进入了可利用的体系。马英九曾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政策,垃圾分类回收成为他市长任上最突出的政绩之一。

“垃圾随袋付费征收”的方式,是以台北市环保局设计的专用垃圾袋为计量工具,计算市民应缴垃圾费的金额。专用垃圾袋共有6种规格,每袋价格从新台币2.5元(约合0.6元人民币)到46元(约合10元人民币)不等。专用垃圾袋的售价是收集、清运及处理该型垃圾袋的成本,不含垃圾袋制作及销售成本。所以,市民扔的垃圾量越少,需要使用的垃圾袋越少,缴付的垃圾费也就越少。这里指的垃圾,是无法回收的纯粹的垃圾,可回收的资源垃圾不扔进袋中。

收费和分类使垃圾量大减

过去,台湾每个人平均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最高多达1.34公斤,而现在台北市每个人每天的垃圾平均只有0.39公斤,等于超过三分之二变成了资源,真正的垃圾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台北市是全台湾做得最好的,全台湾现在每天每人产生垃圾是0.52公斤,回收量是40%多。”林斌龙说,现在台湾每天家里要扔的东西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垃圾,不要的;一种是资源物,可以回收卖钱的。“不要的东西才要烧,烧完之后再进填埋厂。生垃圾(指未经焚烧的)是不进填埋场的,需经过减重、减体积以后再去填埋。垃圾经过焚烧以后它的体积只剩大约1/10,重量剩大约1/5,减量很多的。北投垃圾焚化厂一天能烧1800吨垃圾,原来设计可处理150万人口的垃圾,现在不够烧了,因为生垃圾减少了2/3以上。”

台北市福德坑垃圾掩埋场填满以后,1994年又建了山猪窟填埋场,“当时选择这个填埋场的时候,很多读书人很有意见,说不能在我们家后院建填埋场,除非达到最高的环保标准。所以山猪窟填埋场当时建的很辛苦。建了以后我们就想,完蛋了,一个填埋场二三十年就满了,建第二个就这么困难,建第三个怎么办?现在不用烦恼了,本来山猪窟填埋场30年就该满了,由于垃圾减量,现在可能等到几百年才会满,因为进填埋场的量设计时一天是2500吨,现在每天只有55吨了。”

让民众做环保“有赚头”

2000年,台北市提出在2020年实现“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目标,垃圾随袋付费征收是重要的一环。“这个垃圾袋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块多钱,台币5块钱,有大有小,这里还有防伪标签,是垃圾才丢在里面,不是垃圾不丢在里面。如果你的垃圾不丢在里面,人家是不会收的。如果小区里面的垃圾有哪一袋不装在这里面,是要罚钱的,大概最少会罚1200元台币(约合260元人民币)。”在台湾,许多商品包装上会印有回收标志,让人们知道不要将有回收标志的东西丢到专用垃圾袋里,回收物可以卖,社区会把资源物集中起来卖给回收商。

“比如说我在家里有一个东西要丢掉,这里有一个垃圾桶,这里有一个回收桶,你要丢哪个?当然丢回收桶了,因为回收是可以换钱的,而垃圾袋是要花钱买的,这样有一个经济的诱引。一是让可回收物不丢进垃圾桶,二是尽量少丢。这是垃圾随袋征收政策产生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原来预估2020年要实现资源全部回收,事实上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可以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与此同时,生产者也要为回收的物品付费,通过这些钱成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比如说我是公司的老板,一天生产100个产品,我就缴100个回收的钱给基金,我自己回收,假设回收目标是60%,我做到回收60%的时候基金退给我60个产品的补贴费用,然后今年是60%明年可能变成70%,是逐年提高的。第一,我回收多少,基金退给我多少;第二,企业有一个最低的回收比率目标,补贴费率会依据是否达标而变动,所以企业尽量要达到目标。”

林斌龙认为,台湾二三十年来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建立起来的整个体系,不是政府说一句话就建起来的,他强调不能仅仅靠政府,还要民间来做,甚至是全民去做,让民间和企业有一点赚头才可以,“这是一个大学问!小区、回收业者、垃圾清运工等,如何运行?整体的运作就靠这个基金。”林斌龙告诉《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这个以基金为动力的体系目前在台已经运行了大概有20年了,刚开始时候并不顺利,甚至基金都快“死”掉了,但是后来民众的环保意识提升,给政府机构带来压力,才让基金的运营渐趋成熟。如今在台湾,官员到选举的时候必提环保。“我经常以环保局专家的身份去检查,环保局到这些单位的时候很威风的,我到一个地方说我是环保局的,他们就说赶快打电话给老板,环保局来了,感觉好像环保局比警察还威风。而20年前,要去检查,有些企业根本不理,甚至放狗追检查的人员。这就是说在有环保意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环保是对的,不环保就是错的。”

眼下,林斌龙希望在大陆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政策规划研究所的宋国君所长合作,希望政府立法促使企业聘用有资质并经过培训的环保人员,类似台湾环保专责人员制度,这样既让环保机构和企业沟通更顺畅,也让学有专长的人可以到企业里做环保。

你知道吗?台湾垃圾回收八策略

台湾实现“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主要有8项策略:

  • 防止伪造专用垃圾袋,持续加强垃圾减量与资源回收的教育;
  • 执行资源垃圾强制分类回收;
  • 推广餐厅、市场有机废弃物回收及再利用;
  • 实施废家具修护及大型废弃物破碎回收再利用;
  • 推动区域合作处理垃圾,以减少掩埋容积;
  • 有害废弃物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
  • 对无法回收的废弃物进行热能回收;
  • 垃圾焚化的灰渣进行筛选、分类、固化、熔融,再利用。

台北“垃圾随袋征收”奖惩规则

专用垃圾袋为清理费收费专用,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制作、贩售,并不得使用袋上图样及文字。伪造、变造或擅自贩售(包括擅自提价贩售)专用垃圾袋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按次处罚;贩卖伪造、变造专用垃圾袋者处罚相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于检举行为,经查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将实收罚款的20%奖金给检举人(最高奖金可达新台币50万),并对检举人身份予以保密。但公务员为检举人时,不发放奖金。(1台币约合0.22元人民币)

评论
用户: 验证码:
匿名

热点

相关文章

本栏目推荐

    本栏目最新更新

    本栏目热门文章

    全站推荐

    全站最新更新

    全站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