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素食主义者》(The Vegetarian)1987年1-2月号，英国素食者协会(The Vegetarian Society UK)：
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战争与和平》和《安纳·卡列尼娜》的作者享誉世界，家喻户晓。相比之下，他的论宗教与道德的作品就显得鲜为人知了。然而作家本人所最看重的，并且希望成为他所以闻于后世的，恰恰是这些作品。
托尔斯泰是贵族地主出身。在那个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庄园主占有土地，役使农奴劳作，从中聚敛财富享有特权。农奴则是他们土地上的附属物，直到1861年才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庄园是一份不算大的家产，但这却是作家一生所钟爱的地方，是他不寻常的事业中一个宁静的停泊港湾。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兄弟四人寄养在一个姨妈家中，并在姨妈的监督下受教于家庭教师。这种状况一直到1846年列夫·托尔斯泰入喀山大学学习为止。在学校里，他过的是贵族子弟式的生活。后来，托尔斯泰不无夸张地回忆过自己早年沉湎于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包括赌博、酗酒和淫乱等行为，他都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在学业上，他先学东方语言，后改习法律，但都未卒业。作家在此后的一生中，都是在严峻的道德考问中度过的，但他也从未停止过对灵与肉完美的追求，不断制定出规则修正自己的生活。大学里无系统的学习之后，漫无目标、无所归依的托尔斯泰同他作军官的弟弟尼古拉来高加索投军。他参加了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围城战役中，他虽然擅自行动，不听调遣，却也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品质。
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托尔斯泰开始漫游欧洲列国。他的足迹遍及法国、瑞士、英国和德国，每到一国便悉心考察当地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他曾在1859年在自己的农庄为农奴子弟开办学校，实践他所推崇的的自由主义教学主张。欧洲归来，托尔斯泰又重新开办了学校，他的乡学一直持续到他结婚时为止。在巴黎时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在断头台上公开执行的死刑。人性中的冷酷与残暴激起了他持久的愤慨，更坚定了他反对国家暴力的态度。“我永远不愿为政府工作，不管是任何地方，任何政府。”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尼亚·贝尔斯(Sonya Behrs)，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结了婚。婚后几年，琴瑟和谐，托尔斯泰那在他以前的随笔、小说(如《童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散记》和《哥萨克人》)中已经有所表现的文学才华此时也以两部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纳·卡列尼娜》而大放异彩。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作为欧洲文坛巨匠的声誉。然而世俗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并未使他停止对宗教灵性问题的追寻。这种探寻如一股潜流贯穿作家的一生，虽然有时隐而不显，却始终不绝如缕。早在童年时代，托尔斯泰便表现出对哲学的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兴趣。185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日记中表达了想要建立一种基于理性的宗教的宏伟愿望。“关于神性与信仰问题的探讨使我看到一种卓越而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我可以献出我的一生。”这理想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现世的宗教，这是基督所宣讲的、但又涤除了一切教条和迷信的宗教，一种具有现实精神的，创造现世天堂的，而非仅仅是寄希望于来世的宗教。
在创作《安纳·卡列尼娜》的过程中，这种对宗教的探寻变得更加迫切。列文成了他本人苦恼的化身。但是，完全反映了托尔斯泰所面临的困境的，还是《忏悔录》。他这样叙述自己逐渐发现生活的麻木不仁的处境：“有时候，我感到生活的困惑和无助，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我感到如有所失，心灰意冷。”他不能接受生活本没有目标的说法而以斯多葛主义的超然承受命运安排。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存在本有理由，但这个理由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虽然是知名的作家，有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托尔斯泰却时常起过毁灭自己的念头。他藏着绳索、手枪，几乎想用这些东西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仍是不懈地找寻，想找到那个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答案。“人固有死，然则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个虽死亡亦不能磨灭的意义呢？”
他终究不能一死了之，又转向科学和周围的人寻求启示却终无所获。绝望之中，他终于放弃了理性，开始沉迷于宗教。唯有信仰能给予人生以意义。“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尤其是基督教。然而上流社会中的东正教信徒们不能在生活中实践他们的信仰。于是，托尔斯泰转而“接近那些贫寒、朴质的信众，接近朝圣者、僧侣、非正统教徒和农民。”无论过去还是当时，劳动者深悉生命的意义，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托尔斯泰。他回归了童年时代的宗教。“我重又找到了对那个创造了我，又赋予我某种使命的意志(Will)的信仰。”但是，虽然他降心从俗聆听讲道，接受那些看起来不无荒谬的教义，他仍然不能长久的满足于东正教的信条。教会是分裂的祸根，战争和暴力的诱因。它的教义必然是真伪参半。托尔斯泰以高度的自信，慨然以去伪存真、发明耶稣正教自任，著《神学教条批评》、《四福音书新译新解》阐扬宗教本旨而断以己意，最终完成《我的信仰》一书。托尔斯泰研究《圣经》，尤其注意于《福音书》中“登山宝训”。他把耶稣训命的精髓约为五条戒律，在《我的信仰》中加以阐发。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他又进一步把五条戒律总结为“勿怒，勿淫，勿诅咒，勿断人曲直，勿争斗。这就是我对耶稣教诲的理解。”
五条戒律指示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托尔斯泰随后又试图在基督教教义与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中间找到联系。“耶稣基督并没有宣讲对动物仁慈。但他讲爱，讲泛爱众生。从他的博爱的教义，我不可能不得出爱动物的结论，这一点在当时只是未及明示罢了。”托尔斯泰博览群籍，其中也涉及东方宗教的经典，并把这些阅读的成果编辑成书，是为《群经循读》(The Circle of Reading)。广泛的涉猎使他眼界大开。后来他写道：“生命的意义乃是在于遵循和实践那个永恒的大道(that indefinite principle)的意志(will)。道不远人，人即在道中。而道的意志就存在于一切众生的和睦共处，尤其在于人类的博爱与互助。”
托尔斯泰是逐渐放弃肉食，转而吃素的。其中起决定意义的事件当是F. G. 弗雷(Frey)于1885年造访托尔斯泰的庄园。弗雷是俄罗斯人，博闻强记，化名弗雷于1868年赴美国实验共产主义农庄。实验失败后，他取道英国返回俄罗斯。据阿尔莫·毛德(Aylmer Maude)所说，托尔斯泰正是从弗雷那里第一次听到关于素食的全面的论述并且欣然接受了他的理论。弗雷引解剖学的理论证明肉食并非适宜于人体的食物，水果和坚果才是理想的选择。托尔斯泰决定从此放弃动物性食物。
素食主义成了托尔斯泰哲学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他关于素食的著论只有《向上阶梯第一步》(The First Step，1892)文章收入了《随笔集》。这实际上是豪尔德·威廉(Howard Williams)《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t)俄文版的序言。托尔斯泰对屠宰牲畜的谴责曲折隐晦，似乎是因为运思之深而无法轻易言之。他说，达于至善的路是一个道德进益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一定的顺序，不能越级。美德始于自律和涤除私欲。自律始于战胜贪饕、惰怠和情欲而不为这些基本欲求所胜。而制欲的努力必始于克制饕餮之欲，这就要求斋戒。然则，诸般食物何者当先戒？托尔斯泰认为，必先戒肉，因为肉食使人心躁，冷酷不仁，而且食肉必然伴随对动物的虐待和屠杀。文章以关于图拉的屠宰场的描写作结，意在唤起人们对虐杀动物的反感从而摒弃这种令人生厌的营生。托尔斯泰告诉人们，蔬食水饭本足以果腹。1894年一名记者问他的日常食谱，得知他总是以燕麦粥、面包和菜羹为主食。而且，托尔斯泰说自从他不再食用糖、茶和咖啡，甚至也放弃了牛奶、黄油和鸡蛋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
在1893年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指出，人不应该给动物制造苦难，这种想法正在得到广泛的接受。他还提到了英国，在那里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了。他设想种种方法减轻人对动物的依赖，对农业上以机械代替畜力的进步表示欢迎。人可以通过修持自律，勤勉劳作控制自己的欲念，而这样做的第一步就应该从不吃肉，不役使牲畜为交通工具而安步以当车开始。“每一个人都应当从现在做起。”
狩猎本是托尔斯泰自青年时代以来最大的爱好。这其中饱含了他对自然风物的敏锐洞察与热爱，对雕弓射虎、轻骑逐鹿的忘情，也体现着他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胆量。在高加索服役期间的通信中，他激情洋溢的叙述自己驰骋田猎的经历，写他射杀狐狸和灰兔，写他追逐野猪和麋鹿却空手而归。然而，在1885年托尔斯泰断然放弃了狩猎的爱好。这是他的生活在那一年中的又一个重大转变。他的妹丈史蒂芬·贝尔斯(stepan Behrs)在1887年远游归来这样描写他的转变：“出于对动物的深切同情，他放弃了狩猎。他说现在对打猎已不再有丝毫兴趣，而且想到曾经有这种爱好他感到吃惊。”
同时，在了解到美国禁酒运动的情况后，托尔斯泰即放弃了饮酒。他还试图使他的庄园附近的农民也接受禁酒的原则。经过长期的努力，他戒除了烟瘾。在《人为什么愚弄自己？》(Why Do Men Stupify Themselves?)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说酒精和烟草都是令人产生轻微的迷狂的毒品，人们甘心遁入这种迷狂却因此更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狂惑和愚昧，这完全是因为大多数人终朝每日醉生梦死自我麻痹的结果。”因此，他也同样积极地反对占用耕地种植这些满足人们完全不必要的嗜欲的奢侈品。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托尔斯泰继续创作，写出了像《复活》这样的优秀长篇和一些短篇小说及戏剧。针对沙皇政府的暴政托尔斯泰给与不懈的斗争与抗议，并在《上帝之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等书中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与非暴力。这是作者最有力量的一本书，曾深深地影响了甘地。
从1881年起，托尔斯泰一家每年都要在莫斯科住些日子，这成了他们的习惯。1882年，托尔斯泰参与了当时的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真切目睹了大都市里的堕落。有一个时期，他对自己身陷其中的生活方式感到极度不满。他和他的家人这种餍足粱肉，却饱食终日的优裕生活与他所追求的那种简朴、寡欲的生活相去何啻千里。每念及此，他便不能不感到良心上深深的不安。而索尼亚满足于传统的宗教，并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幸福心甘情愿地辛苦劳作，她无法理解丈夫的追求。他们之间的分歧难以调和，虽然他们彼此深爱对方。矛盾、不和谐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幸的家庭冲突又因托尔斯泰晚年手稿和日记所有权的纠纷而激化。索尼亚和托尔斯泰的得意门生、严毅庄重不苟言笑、比老师更不知妥协的车尔科夫(Chertkov)都要求保管这些手稿。托尔斯泰没有享受到最终的平静，虽然他甚至离家出走努力找寻。家庭不和与车尔科夫为使自己成为他的合法继承人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诉讼纠纷使他不堪其扰，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