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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全球氣候變遷應對計畫主任楊富強：“後京都議定書”減排承諾道阻且長
WWF全球氣候變遷應對計畫主任楊富強：“後京都議定書”減排承諾道阻且長 2008年歲末，全球氣候變遷導致的惡劣天氣現象，依舊在全球肆虐。東北亞地區遭遇寒潮，北美暴風雪呼嘯，非洲降水稀少。 但惡劣天氣只令世界各國政府疲於救急，全球性應對氣候變遷的步伐仍未達成一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下簡稱“《公約》”)締約方第14次會議在波蘭小城波茲南閉幕，會議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這次會議承上啟下，2007年12月達成的“巴厘島路線圖”，明確了2009年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締約方第15次會議將成為“後京都時代”談判的最後關口，但“中繼站”波茲南未有驚喜。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全球氣候變遷應對計畫主任楊富強參與了會議全程。在會上，他發現會議陷入了預想不到的狀態：主要發達國家(即《公約》附件一所列締約方，下稱附件一國家)不對自身溫室氣體減排情況做回顧和評價，也不對後京都時代的減排目標做承諾，而是花費很多時間討論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潛力；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的意見發生較大分歧，兩個陣營內部的表態也呈現較大區別。 在接受本報專訪中楊富強認為：“金融危機的到來，把矛盾暴露得更清楚。儘管都說金融危機是短期的，應對氣候變遷是長期的，兩者應該分開來看，但政治家們不這樣認為。”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波茲南接受媒體採訪時遺憾的說，對於去年《巴厘島路線圖》確立的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適應、技術和資金四個基石，“到目前為止，談了一年了，還是各說各話，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這對明年壓力很大”。 可見，通向哥本哈根的道路並不平坦。楊富強判斷說：雖然明年的談判不至於崩潰，但附件一國家可能推遲後京都時代的減排承諾，承諾的減排範圍也可能不如預期。 楊富強曾任美國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副主席，1990年代在美國能源部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工作，在能源和環境政策研究領域工作30多年。 波茲南會議沒有分裂 《21世紀》：為期兩周的波茲南會議一結束，外界的評論多是說“在一片爭議聲中落幕”、“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做何評價？ 楊富強：我們認為它是一個中繼站，連接巴厘島會議和哥本哈根談判，但它加的油不足。人們不是很振奮，失望居多。它給人的感覺可以形容為多雲或是陰天，但又有一點曙光。 這次會議告訴我們，氣候變遷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大家都應該坐下來談。好在這次會議沒有分裂，不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衝撞，各個國家總的來講還是願意坐下來談。 《21世紀》：沒有實質進展是因為分歧太大嗎？在哪些議題上分歧最大？ 楊富強：第一大分歧就是會議到底要得出什麼結論。按照巴厘島路線圖，本次會議很重要一點就是附件一國家要對他們前一階段的減排承諾做出回顧、評價。我們只看到個別發達國家(地區)在會上做過闡述。 第二大分歧是後京都時代的減排範圍。歐盟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到位，對2020和2050年要採取什麼減排範圍說得很清楚。日本就回避做出說明，因此遭受很大批評，它明顯是要看美國的態度。 附件一國家還有一個傘形集團(從地圖上看這些國家的連線形狀似一把地球的保護傘)，包括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挪威等幾個原本計畫減排的國家，現在提出新方案――溫室氣體要繼續增長，承諾模糊化。這就和巴厘島路線圖存在不一致了。 第三個分歧是“共同願景”展望，這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區別明顯。附件一的發達國家花很多時間來討論早已說得很清楚的2050年減排想法，同時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潛力牽扯進來。最後，中國提出來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附件一國家的減排承諾範圍。第四個分歧是在幾個如“技術和資金”議題上。 美國依舊旁觀 《21世紀》：美國在會議上表現怎樣的立場？奧巴馬的氣候變遷政策會給締約方減排承諾帶來怎樣的影響？ 楊富強：美國代表團這一次顯得很輕鬆，因為政府正在交接，不可能有所作為，基本上採取旁觀者的態度。但從成員講話可以看出來，他們對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是有保留的。 奧巴馬在11月的美國全球環境高峰會上闡述了自己的應對氣候變遷目標，2020年排放減至1990年水準，2050年再比1990年的水準減少80%，同時清潔能源技術投資要達到每年150億美元。這三條很明確，但與歐盟有差別。因為現在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升高了，2020年減排至1990年水準的目標，與激進的歐盟比起來差距就很大。 另外如果日本不做承諾，附件一中的傘形國家又模糊處理，人們就會推測，哥本哈根會議時歐盟會不會倒退？ 《21世紀》：英國環境助理部長Joan Ruddock在會議最後一天對媒體表示，“在現階段我們沒有考慮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我們考慮的是一個新的協議”。這樣的論調包含的意圖是什麼？ 楊富強：這種提法是一些附件一國家逃避責任。意圖是將《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消解掉，這樣原來的規則就不存在了。這樣提也是為了減少減排的強制性。 我覺得，在今後的談判中，拋開原有規則而產生“新協議”的可能性不大。 哥本哈根談判前路維艱 《21世紀》：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談判壓力也越來越大，本次會議發展中國家有什麼表現？ 楊富強：發展中國家的態度也有分類。最激進的是比較落後的島嶼國家。因為海平面上升對他們的威脅很大。另外經濟水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也很關心，氣候變遷對於他們適應問題比較迫切。 要求承擔減排較多的，應該是像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排放大，以及像韓國這樣比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歧在會議上表露無遺。比如歐盟就對中國和印度不點名的提出，主要發展中國家要在情景正常(BAU)的情況下減排15%到30%。 中、印採取的策略也不太一樣。印度提出在2000年-205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超過發達國家。這個說法對中國影響較大，因為中國還沒有這樣表述。 中國在波茲南會議上從歷史公平角度提出人均累積碳排放的概念，說明歷史上中國人均累積的碳排放低於發達國家，也說明每個國家發展過程中都有特定時間段存在碳排放增加的問題，這是經濟發展規律。這樣的提法為發展中國家爭取了應有的發展空間，也為各國討論國家間碳排放提供了新方法。 《21世紀》：美國前副總統、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爾在會上的演講中說“通向哥本哈根之路已經明確”，希望“讓我們樂觀的因素大於令我們悲觀的因素”。你認為通向哥本哈根之路上，我們有理由樂觀嗎？ 楊富強：談判不會崩潰，但推遲的可能性比較大，對新議定書時期的減排承諾可能不如預期。 奧巴馬把氣候變遷提案放在第三。那麼美國氣候變遷政策可能最快也要到9月份才有結果，再加上美國國會的阻力，通過這個方案恐怕要更長的時間。如果美國推遲，日本也跟著推遲，其他傘形國家模糊減排，歐盟再做一些妥協的話，恐怕整個附件一國家會推遲達成後京都時代的減排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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