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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於做個素食者”
他領導的IPCC和阿爾•戈爾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從不評選年度人物的權威科學雜誌《自然》為他頗例，把他評為2007年度新聞人物。為減少碳排放量，他只使用環保布袋，他堅持“少吃肉、多吃蔬菜，多騎自行車”。 他領導的IPCC和阿爾·戈爾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從不評選年度人物的權威科學雜誌《自然》為他頗例，把他評為2007年度新聞人物。為減少碳排放量，他只使用環保布袋，他堅持“少吃肉、多吃蔬菜，多騎自行車”。詩歌是他探究自己的另一種方式。他說，“為了實現未來十七年內全球碳排放總量減少20%的目標，全球都應該向‘低碳社會’轉變。” 4月的海南博鼇亞洲論壇，面色黎黑、鬚髮灰白的拉金德拉·帕卓里無疑是一位“明星”：這位與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共用2007諾貝爾和平獎的印度人，走到哪里都被眾人“堵截”。對任何一個追上來的記者，帕卓里都會停下來講述，“大家都有權知道一件事──留給我們全球的時間不多了。到2080年，如果全球氣候變暖沒有得到遏制，海平面繼續上升，洪水可能造成東京和紐約700萬人死亡。” 全球氣候變暖，是戈爾傳遞給世界的一個警示。帕卓里領導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IPCC”），則是應對全球氣候變遷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去年年底，正是在帕卓里的努力推動下，各國政府共同通過了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此前，IPCC的幾次報告都引起了巨大反響：1990年的首次報告促使聯合國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1995年的第二次報告推動世界主要國家簽訂了《京都議定書》；這一次的報告則讓IPCC和戈爾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氣候變暖並非危言聳聽，這份由全球幾千名科學家參與的報告指出了真相，正是人類活動直接導致了氣候變暖。”此時，帕卓里正站在海南的椰子樹下，和眾人聊全球氣候變遷。“如果全球氣溫較工業化之前的水準再上升2℃，格陵蘭島（注：地球上僅次於南極洲的第二個‘寒極’）的冰蓋將徹底融化，全球三分之一的動物會滅絕，水稻將大面積減產，水平面上升後亞洲一些大的三角洲，如上海、達卡、加爾各答等地區危險最大。” 獲獎10天后，從不評選年度人物的權威科學雜誌《自然》，把這位印度工程師、經濟學家評為2007年度新聞人物。《自然》的評價是：“IPCC最新的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大大激發了公眾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作為這一機構的領導人，帕卓里功不可沒。” 在20世紀80年代，全球氣候變暖被視為一種有趣的假說。但到了90年代，這已變成確鑿的事實。帕卓里正在領導IPCC不斷向人類“求證”這一事實。“這並非易事。”他搖搖頭說。 長沙遠大空調公司董事長張躍，是帕卓里在博鼇論壇上縱論全球氣候問題的搭檔之一。 “IPCC從1990年開始發佈報告，此後每隔幾年更換一次最新結果，那時候的資料比現在樂觀得多。在最新的報告中，讀到地球增加6℃後的場景時，我感到恐怖極了。” 此後，張躍不再駕駛自己的私人飛機，“因為飛機的碳排放太大了。”他還取消了自己再生一個孩子的計畫，和網易的創始人丁磊一樣，把衣服和褲子控制在10套以內，“這樣消耗的能量小、環保。”如今，除了經營企業，張躍還兼任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副主席，“我不介意做一個環保衛士。” “遺憾的是，和張躍一樣的人還是太少。”更讓帕卓里失望的，“到現在還是有人懷疑，全球氣候有沒有變暖？在他們看來，變暖也不一定是人類導致的。” “我經常還聽到質疑，在這些人看來，IPCC的這份報告是否過於誇張？總有些頑固分子不面對現實。”在博鼇論壇上，手握話筒的帕卓里對此顯得憤憤不平：“懷疑的人，或多或少是因為自己一點點可憐的利益。” 本屆博鼇亞洲論壇的主題是“綠色亞洲”，帕卓里對此甚為開心，“這至少證明還有一些人在關注氣候和環保。”會議期間，他一直提著一隻淡黃色的布袋子當公事包，裏面裝滿了他的演講稿。“這是只環保袋，我們都要在日常生活中減少消耗。”去年年底，在巴厘島參加聯合國全球氣候變遷大會時，他也是拎著這只布袋上臺發言。此後，帕卓里帶著它去了諾貝爾獎頒獎現場。“這只布袋還是中國製造的，上面還有中國字。”他笑笑。 “這份工作需要帕卓里這樣的激情” “自1750年以來的人類活動，促使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濃度明顯增加，造成全球平均溫度升高。”帕卓里說：“這就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決策摘要的結論。” IPCC是一個對政治保持中立的組織，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組建，參與者是來自150多個國家的2500多名科學家。每次撰寫評估報告時，組織旗下的科學家們將先提供建議、擬定草案，最終由各國政府代表決定如何行動。 此次報告的通過則是一場艱難的戰鬥。 2007年11月，IPCC第27次全體會議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召開，議題正是討論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來自145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IPCC的評估報告，需要這些國家的代表逐字逐句審核。”會前，帕卓里就已得知，幾乎所有的石油輸出國都派出了級別最高的代表，這意味著通過評估報告的難度將會非常之大，因為這將有損他們的利益，“他們列出了自己的勇士方陣。” 會議從週末開始，幾乎每天都持續到深夜11點。到了週四，以石油輸出國代表為主的反對派聲音依然很強大，那天的會議被迫通宵進行。淩晨2點多，石油輸出國代表回去休息後，帕卓里說服其他與會代表繼續開會。為了更順暢的溝通，帕卓里取消了大會的同聲翻譯，要求各國代表統一用英語發言。週五下午，持反對意見的代表們重新回到會場；晚上七點半，帕卓里流露出煩躁的情緒：“我已經連續40個小時沒有睡覺了。我還可以連續40個小時不睡覺，但是你們應該認真考慮考慮，到底我們要向世界傳遞怎樣的資訊？”這一表白起到了奇特的效果，反對派的態度緩和。第二天，IPCC的報告順利通過。 在印度新德里，帕卓里還擁有另一個身份：印度智庫能源與資源學會總幹事。在印度“智庫”的辦公室裏，如果有誰遲到幾分鐘，帕卓里會送上一句“你好”；如果這種情況連續發生幾次，這個員工將收到總幹事辦公室發來的電子郵件，提醒他遵守工作紀律。 但身為IPCC主席，帕卓里要柔和的多。在IPCC，爭執無所不在，各個團隊的首席科學家經常達不成一致意見。常年和100多個國家的代表、幾千名科學家打交道的帕卓里，同時扮演著外交家、中間人、工頭和發言人的角色。當隊伍分成兩派時，帕卓里不會站在任何一邊；他保持冷靜，給予雙方充分的時間爭辯。等到他們爭執太長時間而沮喪後，他再嘗試讓雙方坐下來討論。 帕卓里喜歡在各種場合重申自己的觀點，比如他總說：“如果我們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們就需要及時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採用那些對環境更友好的方法。”在他看來：“除了做IPCC的新聞發言人，我還有義務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只要這有利於我們應對挑戰。” 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對此有些擔心。IPCC溫室氣體減排組的聯席主席波特認為，帕卓里應該謹慎些。“IPCC的報告以事實為主，如果你總是把自己的觀點和事實混淆的話，並不明智。”此次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牛津大學教授史蒂夫則表示：“帕卓里在生活方式上的發言，多於對科學本身的闡述。”最近，他們的態度有了轉變：“這份工作需要帕卓里這樣的激情。” 未來，帕卓里不打算改變這樣的方式：“我不會停下來。除非我在每一次論壇上都闡明清楚了，我們需要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氣候變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和戈爾不打不相識 分享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讓帕卓里與戈爾的個人恩怨得以消弭。從帕卓里參加IPCC主席的競選開始，戈爾就對他頗有微詞。 1995年，帕卓里加入IPCC時，他只是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的一位主要作者。2001年第三次報告發佈時，他已經是該機構五位副主席中的一員。2002年，他決定競爭主席一職，“每個人在生命中都要去尋找更大的挑戰。” 但帕卓里並不是一位理想的候選人。IPCC的前兩位主席都是物理學領域的專家：第一屆主席伯特·博林是一位物理學家，第二屆主席羅伯特·沃森則是大氣化學家。他們都在學術上取得過很高的成就，並先後為著名的國際組織工作過。博林曾是歐洲空間研究機構的科學指導；沃森則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科學家。相比之下，那時的帕卓里只是一名工程師、經濟學家，從管理印度的能源研究機構獲得一些經驗，在印度以外並不知名。此外，很多人認為，作為印度石油公司董事會成員，帕卓里與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公司過往甚密。更為糟糕的是，他還是美國布希政府的支持者。 2002年，帕卓里被印度提名為IPCC主席候選人，許多發展中國家對這一提議表示支持。同年，布希政府選擇支持帕卓里。當時，因與前一屆克林頓政府關係過於密切，前任主席沃森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他提出能否與帕卓里共同擔任聯席主席？對此帕卓里斷然拒絕：“兩個主席，意味著其中一個人要時刻拼命保住主席這個位置。” 沃森落選後，曾任克林頓政府副總統的戈爾頗為不平，他在《紐約時報》上公開撰文，指責“帕卓里行動遲緩、扯環保的後腿”。他甚至認為這次競選是布希政府蓄意所為，“全世界將會看到帕卓里的下場。” 對此，帕卓里予以反擊。他親自寫信給《時代》週刊：“在1991年的演講裏，我記得戈爾曾經許下過許多美好的諾言，那麼他實現了沒有？他對自己的空頭支票又能說些什麼？如果戈爾覺得我是在和布希政府做交易，那我應該遠不如他，做交易向來是他這位元政客擅長的。” 事實證明，戈爾的擔心多餘了。儘管帕卓里在公眾場合文質彬彬甚至有點害羞，但談到環保，67歲的帕卓里是一個比戈爾更甚的急先鋒。因為美國政府不同意減排二氧化碳，帕卓里曾在某次國際大會上大怒：“如果美國現在不參加（碳排放量減持），以後就別叫他們參加了。”他一貫主張美國先“限排”，“美國減排後，巴西、印度、中國這些發展中國家自然會跟上。” 如今，他和戈爾的“交戰”已成歷史，“現在，我和戈爾相處甚歡。”改變發生在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時，當戈爾知道自己和IPCC一起獲獎後，他率先打電話給帕卓里。“在電話裏，戈爾希望我們能一起做點什麼。”在帕卓里眼中，“戈爾就是一個溝通大師，他把環保的消息傳遍到全世界。” “我願意隨時和戈爾一起工作。”3月底，戈爾在印度成立了該國第一個非營利性環保組織“氣候計畫”。為此，帕卓里特意陪同戈爾去印度國會發表演說，呼籲印度發展可再生能源。 “詩歌是我探究自己的另一種方式” 獲得諾貝爾獎後，帕卓里帶著巧克力，專程去看望他的中學數學老師亞瑟·弗林。當他進門時，已經85歲高齡的老弗林坐在沙發上，站不起來。但老弗林意識到來者是一位貴客，便輕聲咕噥道：“我要請求他的祝福。”女兒告訴他：“爸爸，這是你的學生，他正在請求你的祝福。”隨後，帕卓里跪在地上，讓老弗林撫摸他的額頭。他對老師說：“諾貝爾獎是獻給你的。”帕卓里說，正是得益于老師的指導，才讓他從小就愛上了學術研究。 27歲時，機械工程專業出身的帕卓里，成為印度一家內燃機車廠的總工程師。出於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帕卓里放棄了這份不錯的工作，進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學習。在那裏，他發現自己愛上了經濟學，那本來是一門旁聽課。“我感覺我不能再在工程機械上浪費時間了，我必須進入到經濟學領域。”後來，帕卓里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對此，他頗為自豪，“和我一樣，我的兩個女兒、兒子以及當醫生的妻子都是博士。” 1975年，儘管家人反對，學成之後的帕卓里堅持在印度前總理甘地宣佈戒嚴後回到了祖國。“我覺得我應該為印度的改變做點什麼？”此後，帕卓里接受任命，進入到塔塔集團旗下的能源研究所。那時，塔塔集團想把能源研究所放在孟買，因為那裏離其總部很近。但帕卓里看中了知識份子聚集的新德里。當時，塔塔集團曾許諾：如果他願意去孟買，他將擁有豪華的辦公室。帕卓里卻說他對豪華辦公室不感興趣，他在新德里的一個招待所成立了能源研究所，並為自己雇傭了一名兼職秘書。 如今，能源研究所已經更名為“印度智庫能源與資源學會”。該機構擁有700名員工，在倫敦、華盛頓、東京、迪拜等很多城市擁有辦事處。它不再屬於塔塔集團，而是一個非贏利性的組織。它的客戶包括世界銀行、印度政府及一些跨國企業，比如，他們正和石油巨頭BP一起研究從一種傳統油料作物裏提取生物柴油。“就智庫而言，我最大的目標就是讓它擁有全球最棒的人才。” 工作時，帕卓里喜歡播放莫札特和貝多芬的曲子。“我一直是個工作狂人，一天睡5小時就夠了。”他的助手伊莎貝拉對此已習以為常，“他經常半夜三點出差回來，就趕到辦公室。”他的司機則這樣描述：“在20多小時的車程裏，帕卓里一分鐘都不會休息，他會不停地回電話、看書、思考，有時還會聊一下板球。” 帕卓里曾師從印度50年代的板球全能天才帕德卡，空閒時，他喜歡和同事們來一場板球比賽。“老師（帕德卡）對我很滿意，他認為我如果繼續練下去，將有可能成為板球界的頂尖高手，因為我的手法極快。”大學裏，帕卓里是出了名的體育健將：“我還喜歡打曲棍球、網球，也練過拳擊。” 現在的帕卓里最喜歡和女兒郎莎米一起寫詩。“詩歌是我探究自己的一種方式。”他說：“有時候，你就是渴望寫出來。”從小，帕卓里就喜歡一下午都坐在湖邊，望著遠處的群山沉思。8歲那年，他寫了第一首詩。1991年，50歲的帕卓里和女兒合作出版了詩集《心情與沉思》，“裏面描寫了平原、旅途中的車站、我的困惑和愛。”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書了。”他抱怨道。很多年來，帕卓里一直夢想在喜馬拉雅山上過一個白色的耶誕節，夢想有個假期，但如今的帕卓里沒有時間登山。耶誕節來臨前，他將更加忙碌。幾個月前，他剛剛加入了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發起的全球人道主義論壇。該論壇的成員包括諾貝爾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等。 據帕卓里介紹，IPCC的下一個評估報告主題將是能源。除了和幾千名科學家埋首其間，他還在嘗試導演一部電影。和戈爾一樣，他也將在電影裏出演。“我正在寫劇本，但細節我還不能告訴你。電影將斥責消費主義至上，對地球氣候而言，這是一場浩劫。” 對話帕卓里“17年內全球把碳排放總量減少20%” B=外灘畫報 P=帕卓里 “這個過程漫長得像一場馬拉松賽” B：這份IPCC評估報告的決策者摘要是2500多名科學家一起工作的成果，這個過程艱難漫長嗎？ P：是的，這個過程漫長得像一場馬拉松賽。IPCC有一套嚴密的操作方法：我們先請幾千位科學家整合出一個草稿，沒有人對世界全部都瞭解，比如談到氣候變遷對海洋生態系統產生的影響，就要聽取極地海洋環境和赤道系統科學家的觀點。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好的或者壞的。每個科學家家所提出的看法和建議都有記錄。報告必須逐字逐句由所有專家來檢查和審核。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報告包括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些科學家的建議，還需要獲得各國政府同意，他們要參與對報告的評估，所以這個報告對世界各國影響很大。 這一次，在曼谷，我們花了一周的時間對報告內容一行一行地進行評審。100多個國家的2500多名科學家坐在一起，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要達成一致意見，困難可想而知。 B：儘管該報告的出臺讓IPCC獲得了諾貝爾獎，但還是有人質疑它的可信度，對此你怎麼看？ P：總有這麼一群人在懷疑它，雖然它是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們耗盡畢生心血的研究成果。 世界氣象組織發佈公報顯示，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的100年中，全球年平均氣溫上升了0.7℃，而90年代是自1840年有正式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 現在已有確鑿的事實證明全球變暖與人類的活動直接相關，如果到現在還懷疑這一點，恐怕所有的知識領域都得有猜測的成分。如果沒記錯的話，諾貝爾委員會稱讚IPCC創造了“人類活動與全球變暖之間聯繫的深刻共識”。現在科學家們該做的，已經都做了。 B：現在全球變暖的形勢到了哪一步？ P：首先是降雨量、降雪量發生了變化。在熱帶或者南方，或者是越往南半球走降雨越少。我們預測，未來，世界各地都將出現缺水的現象，非洲和亞洲大概將有上億人缺水。除此以外，乾旱、熱浪等惡劣天氣將會更嚴重。 B：你有沒有特別關注過中國？受到惡劣氣候影響的結果是什麼？ P：高溫和乾旱，還有洪水、土壤退化將對農業產生影響，這在全球都是一樣的。有一個資料顯示，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中國的水稻產量將降低5%～12%。我一直跟蹤在這個領域。還有，中國的冰川在融化，今後的二三十年會更加明顯，屆時會有2.5億人在2050年之前受到影響。 全球應該向“低碳社會”轉變 B：面對這一局面，全球的人們應該做些什麼？有人擔心，環境保護將消耗掉大量的成本？ P：我們要做的就是穩定整個地球的溫度，一定要把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2℃左右。從現在開始到2025年，把碳排放總量減少20%，這期間必須要有一個質變，現在算起來只有17年的時間了。 解決方案就是減少碳排放量。有人認為削減成本非常昂貴，但並非如此。IPCC所做的評估是：如果想把溫度上升控制在2～2.4℃，整個成本只占到2030年全球GDP比重的不足3%。這一預測結果，是我們幾個月前作出的。 全球都應該向“低碳社會”轉變，對於發展中國家，“低碳經濟”還蘊涵了無窮的商機。 B：是不是因為你是經濟學博士，所以特別留意“低碳社會”的商機？有什麼例子嗎？ P：“低碳社會”勢必涉及到新技術。比如螢光燈技術，如果一家人把家裏的白熾燈全部換成螢光燈，他們一年削減的碳排放量，將相當於給地球植了四棵樹。當人們都有這種意識和需要的時候，螢光燈不就是商機嗎？比如聯合國全球環境基金贊助的環保生物能源發電廠，已經在印度部分地區安裝好了。這個生質氣化發電廠發電量為250千瓦，多餘的電力可以賣給邦加羅爾電力公司。 我在新德里工作的大樓是沒有電的。我們使用了可再生能源──用化石燃料取暖，它的結構非常有利於吸收熱量，這種新技術很適合在市場上推廣。 在“低碳社會”，新技術很重要。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差距並不大。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起步早就有領先的可能性。 B：除了新技術，還有什麼是碳減排體制中的要素？ P：當然是碳價格。現在世界上還沒有規定出統一的碳價格，有人甚至認為全球需要一家中央銀行來制定碳價格，規範碳證券交易。 給碳排放定價，同時為人們改變行為方式提供經濟激勵，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可以讓私營行業和消費者看到開發低碳選擇的價值，並大規模使用它們。 就碳減排而言，政府、商業機構還有個人都要一起行動。按照IPCC的報告，現在行動還來得及。 B：碳減排中，你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盡哪種義務？ P：到2025年，我不在乎哪個國家削減了多少，我只在乎全球的碳減排總量削減了20%。 “少吃肉、多騎自行車” B：你說過少吃肉、多騎自行車，能走路就走路，是減少排放、保護環境的一種生活方式。多騎自行車可以理解，吃肉和減少碳排放關係大嗎？ P：是的，請少吃肉，肉類是碳密集型產品，而且吃太多肉對健康有害。以前IPCC沒敢說，但現在要對外說了。研究發現，每生產1公斤肉類，就會排放出36.4公斤的二氧化碳。另外，飼養和運輸1公斤牛、羊和豬肉所需的能源，可以讓一個100瓦特的燈泡點亮三個星期。 汽車排放就不用說了。與其坐汽車行駛500米，不如騎腳踏車或步行。另一個可以改變的生活方式是購物，這也能幫助減輕氣候變遷的程度。人們只買真正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看到有賣的”就買。 我傾向於做個素食者，努力多吃蔬菜。不是我不能吃肉，而是少吃肉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更好，對頭腦也有好處。日常生活裏儘量用節能燈泡，離開房間時及時關燈。 在碳減排的公眾教育和政府支持方面，日本和法國做得不錯。30年前日本就開始採取措施，逐步從煤炭和石油轉向天然氣。日本還擁有卓有效率的公共交通，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據我所知，日本80%的家庭都使用非電空調，裏面是用水來運作的。而法國大約80%的發電量都依賴核能。 發展中國家不要步發達國家的後塵，發達國家應該為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而感到羞恥。當年聖雄甘地被問到何時能讓印度達到英國的生活水準時，他會反問：“為什麼要以英國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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