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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大忙人”
“我喜歡吃素食，倒不是因為我有特別的宗教信仰。只是出於健康和生態方面的原因，我才喜歡的。上個月我在紐約給一些非政府組織作演講時，我最後說，你們應該少吃肉，那麼你們會更健康，對地球也有好處。” 拉津德·帕卓里(Rajendra Pachauri)的辦公室位於新德里一個樹木繁茂的地區。當我到達時，這位主人也剛剛進入辦公室，正與另一位訪客交談著。這種交替重疊是典型的帕卓里作風。目前，他同時扮演著兩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日間工作”是智庫能源與資源學會(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總幹事。 但是，讓他成為全球關注焦點的，卻是另一份工作：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主席。這是氣候變遷領域的全球高端科研機構之一，剛剛與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分享了200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過去近20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一直在發佈報告，指出全球變暖的科學依據。諾貝爾委員會稱讚該機構創造了“人類活動與全球變暖之間聯繫的深刻共識”。 他的訪客離開後，帕卓里友善地跟我打招呼。他伸出了手，但我拒絕了，我告訴他我得了重感冒。“我也是！”他驚呼道。這位67歲的老人身材高挑，面相年輕，鬍鬚中有一縷明顯的白須。他穿著一件滿是皺紋的灰色斜紋呢夾克，一條黑褲子，戴著一條花領帶。 沒時間吃午餐 這兩份工作讓帕卓里非常繁忙，以至於他無法出去吃午餐。於是，我們走到他亂糟糟辦公室的一角，在兩張綠色海綿椅上坐了下來。自從去年10月份獲得諾貝爾獎以來，事情多得“讓人發瘋”。他的聲音低沉、沙啞，感冒症狀明顯。此前，他在瑞士、東京和華盛頓開了5天會，剛剛返回印度。 既然人們已經非常關注氣候變遷，那麼，諾貝爾獎還重要嗎？當然重要。“諾貝爾獎將氣候變遷問題帶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通過頒發這個獎項，諾貝爾獎委員會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氣候變遷問題是決定未來全球和平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個面無表情的大鬍子男人端上了我們的頭盤，把一碟優酪乳沙拉、一碟碎黃瓜和胡蘿蔔放在了一個小玻璃桌上，還有兩碗蔬菜清湯。“吃吧，要不你的湯就涼了，”帕卓里建議道。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成立於1988年，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MO)的所有成員國開放。帕卓里2002年當選為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主席，主持由100多個國家代表出席的會議。這個工作需要他同時扮演外交家、中間人、工頭和發言人的角色。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並不提供明確的政策建議，但在11月份發佈了一份簡短的報告，旨在給決策者一個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務實視角。這份長達23頁的文件濃縮了該小組今年發佈的其他3份長篇報告。“這篇報告值得最高決策者一讀──應當說是世界領導人。他們可以通讀這篇報告，理解氣候變遷問題。我希望它能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 不可逆轉的後果 在這篇報告中，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發出了一些最有力的宣言，表示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突發的、不可逆轉的”後果。它指出，如果全球氣溫較工業化之前的水準上升2°C，將可能造成毀滅性後果：格陵蘭島冰原迅速融化，多達三分之一的動植物物種面臨滅絕。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的主要報告大約每5至6年公佈一次，並且需要所有參與國政府就內容達成一致意見。帕卓里表示，技巧就是要冷靜、不慌張，因為贏得100個國家的一致同意“絕非易事”。 去年12月份，帕卓里參加了在巴厘島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並在會上發表了演講。在這次會議上，大約180個國家開始就《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後續協議展開討論。《京都議定書》是一項旨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將於2012年到期。“那些負責此次會議的人現在必須行動起來。目前，人們對於氣候變遷非常關注，而且現在有採取行動的需要。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想我們會錯過一個至關重要的機遇。”(此次專訪是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之前進行的──譯者注) 助手撤掉了我們的湯碗和一口沒動的沙拉。我們忙於談話，所以沒怎麼吃。帕卓里承認他經常不吃午餐。“有時我根本就不吃。只來一小塊曲奇，喝點咖啡什麼的。” 我們的主餐上桌了，包括米飯、菠菜芝士(菠菜配以大塊印度乳酪)、淡橙色辛辣拌菜、黃色木豆(小扁豆)和饢餅。 帕卓里看起來很放鬆。不過，他的兩條長腿形成了銳角三角形，以便讓放在一個膝蓋上的一盤食物保持平衡。他非正式的風格延伸到自己在電郵中的署名，一個伯父似的綽號：“帕奇”(Patchy)。 我們吃東西時，談話會暫停片刻。我環顧了一下這間辦公室，看到一套俄羅斯娃娃，一排陶制荷蘭小屋。辦公室一邊的長架子上擺滿了板球比賽勝利品。帕卓里是個鐵杆球迷，而且經常抽時間去打球。在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贏得諾貝爾獎的第二天上午8點(就在慶祝活動結束幾小時後)，他還和能源與資源學會的同事照例打了一場板球比賽。 淩晨3點就上班 辦公室裏有個手推車，上面滿是咖啡罐、茶葉罐，還有一個電水壺，他工作到很晚時會用到這些。帕卓里承認，經常要在淩晨3點來辦公室。從他家轉個彎就到這裏了。“我必須這麼做，因為堆了很多事。白天我沒任何時間做別的事。” 我吞下幾口辛辣的蔬菜，挖了些小扁豆，就著饢餅一起吃。吃飯過程中，我抽空問了個問題：印度氣候變遷諮詢委員會內部有什麼進展？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召集了一些環境保護論者、科學家和決策者，組成了這個小組，帕卓里是其中一員。 與發達國家相比，印度的人均能耗和排放量都比較小，但它仍是全球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印度擁有11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度增幅逾9%，在2005至2030年間，預計印度的能耗量將翻倍，因此，該國需要現在就採取行動。帕卓里承認：“還沒有看到印度政府打算做什麼。”迄今為止，新興經濟體國家還不願接受減排目標，擔心這會影響經濟發展，但帕卓里堅信，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將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他堅稱，達到這種效果的手段已經存在。“有人認為解決氣候變遷問題需要成本，將破壞經濟發展進程，而且將造成失業。我們不應縱容這種謬論。” 日本法國節約能耗的例子 他列舉了日本和法國節約能耗的例子。30年前，日本開始採取措施，逐步從煤炭和石油轉向天然氣。該國擁有卓有效率的公共交通，而且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法國大約80%的發電量都依賴核能。 如果日本和法國是明星，那麼哪些國家有欠缺呢？“我不需要點出任何國家，”帕卓里表示，“但在1年半前，美國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直觀的說法：美國有使用石油的嗜好。” 他認為，給碳排放定價，同時為人們改變行為方式提供經濟激勵，這一點至關重要：“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可以讓私營行業和消費者看到開發低碳選擇的價值，並大規模使用它們。” 帕卓里不是研究大氣的科學家，但自從攻讀博士學位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能源問題。帕卓里出生在印度北部北安查爾邦的奈尼塔爾，上世紀70年代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獲得了工業工程和經濟學博士學位。返回印度前，他在那裏有過短暫的教學經歷。 人們當時認為我瘋了 “大約在1987年、1988年，我才真正進入氣候變遷領域。”1988年，他成為國際能源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主席。這是能源專業人士組成的一個聯合會。他回憶到，當年曾給這個協會作過一次演講，說明氣候變遷問題的重要性，並敦促同行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人們當時認為我瘋了。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只關心提高能源供給的能源專業人士。對他們而言，氣候變遷是個外來詞，他們認為在能源決策中不需要考慮它。” 我們吃完飯時，我說因為我不吃肉，所以我喜歡印度普遍流行的素食餐。我問帕卓里自己是否是個“素食主義者”(在印度他們稱之為“veg”)。“我喜歡吃素食，倒不是因為我有特別的宗教信仰。只是出於健康和生態方面的原因，我才喜歡的。上個月我在紐約給一些非政府組織作演講時，我最後說，你們應該少吃肉，那麼你們會更健康，對地球也有好處。” 最後一道菜上桌了 最後一道菜上桌了。帕卓里父親般地說：“來，吃點甜點。”那是玫瑰蜜炸奶球(gulab jamun)──奶制麵團油炸後浸入甜漿中。 電話響起：帕卓里要開始他下一個會晤了。我問了一些簡短的問題。作為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的主席，他的任期將於2008年結束，之後會連任嗎？“我還沒決定是否繼續連任。我將在年底做出決定(編者注:此文原文發表於2007年12月1日)。這確實很耗神。除非你準備好付出努力，否則接受這份責任就毫無意義。”他的職責決定了他要進行大量旅行，而且他總在工作。 帕卓里很快將承擔更多的工作。他加入了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發起的全球人道主義論壇(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並進入了論壇理事會。在這裏，雄心勃勃的成員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小額信貸先鋒人物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前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以及安南本人。 對於自己在追逐國際職業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他是怎麼看的呢？他有些膽怯地承認：“我已學會了承認我自己的罪過。” 他承認，他一直在嘗試進行更多的視頻採訪。“但在有些活動中，你親自出席似乎至關重要。”他還耐心列舉了一些我們都能採取的措施：“在不需要時關燈，將空調和加熱器溫度調在合適水準上，能走路的時候就走路，在可能的情況下騎自行車，使用公共交通。” 帕卓里停了停，然後溫和地說：“我得走了。”但他離開時，還是建議我留下來吃完甜點。我吃了幾口，然後出了門。之後我埋怨了自己一下：我忘了關燈。 達拉津德·帕卓里辦公室，新德里 轉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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