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建筑交相辉映延续城市文脉
建筑是城市文明的物质载体，从旧建筑身上，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城市发展的脉络。如何对待旧建筑，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主流理念乃至文明程度。与当下中国盛行的“拆旧建新”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喜欢搞“建筑再生”。那么，究竟什么是“建筑再生”？它有何利弊？对当下中国的城市改造有何启发？
资源再利用 保留城市历史文化
如今，一些国人去欧美旅游，观感大都是欧美很多城市“新楼很少”、“显得破旧”，话里少了些羡慕，多了些自豪。诚然，中国近年大建新的商业区、住宅小区，城市和从前相比，显得光鲜漂亮。欧洲、北美经济增速明显低于中国，新建筑的确不多。但是，欧美城市显得相对老旧，也与不崇尚“拆旧建新”，喜欢搞“建筑再生”有关。
在英文中，建筑的“再生”可以用 reviving、revitalization、rehabilitation、regeneration 等词。对于“建筑再生”，并没有很权威的定义。大致可以理解为，在保持原有建筑基本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局部结构和装修，大幅度改变建筑的使用功能。
事实上，建筑再生并非一个专业领域的生僻术语，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例如，当年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的静园院落，如今已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中文等系的办公楼，这也是一种建筑再生。
建筑再生具有资源再利用、减少耗材、保留城市历史文化等优点。2010年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最佳城市实践”展区，就曾展示了布拉格等欧洲城市建筑再生的成果。其实，建筑再生源远流长，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古代和中世纪建筑再生的典范。
圣索菲亚大教堂位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始建于公元325年，是由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建造，后受损于战乱。公元537年，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为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将它进行重建，作为东正教的宫廷教堂，持续了9个世纪。
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攻克君士坦丁堡，他下令将教堂内所有壁画用灰浆遮盖住，所有基督教雕像也被搬出，并将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还在周围修建了4个高大的尖塔，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面貌。1932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它又改成博物馆，长期被掩盖住的拜占庭马赛克镶嵌艺术瑰宝，得以重见天日。
著名的美国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直译是“城墙街”之意，它得名于荷兰人1652年在当地(当时叫“新阿姆斯特丹”)建立的要塞工程。那座墙是荷兰式的土墙，市中心还有一座堡垒专门保护，主要目的是防范印第安原住民和英国移民的袭击。但这些军事建筑很快成为商业贸易的据点，并在18世纪末成为北美洲最早的股票交易场所。
欧美过半建筑工程是再生的
20世纪，欧美的建筑再生曾走过一段弯路。20世纪中期，德国建筑理论家吉迪翁曾宣称“无序的混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拆除旧城区，“扫除过去”，在废墟上根据新蓝图重建，也一度成为一些西方城市的主流。然而，人们逐渐发现，在罗马、巴塞罗那等欧洲名城，多个世纪的建筑相映成趣，新老街区鳞次栉比，正是“混杂”和“无序”让它们充满活力。谈到巴黎,人们很容易想到卢浮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中心等不同时代的建筑物。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也是如此。即使是常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有历史”的纽约市，也有大量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筑再生已成为欧洲建筑业的时尚。2008年3月28日，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英国剑桥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再生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学者，将建筑再生改造与低碳相联系，交流了各自城市的经验。
到21世纪初，欧美主要国家城市建筑工程的一半以上，都与建筑再生有关，而不是新建建筑。
欧美再生建筑有五大类型
概括起来，欧美的建筑再生，大体可分为五大类型。
一是随着战争结束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原来的军事建筑改造成民用建筑。欧洲有很多城市的名称以“堡”结尾，如英国的爱丁堡、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德国的汉堡、瑞典的哥德堡、赫尔辛堡等。从这些地名，我们可窥见军事建筑转为民用的痕迹。另外，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英国的哈德良长城、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等已丧失军事功能，这类建筑也大多改为旅游地。
二是随着市区的扩大，原来在市郊的工业区及高污染工业迁出市中心，留下来的厂房再生利用。二战后，欧美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城市产业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大部分城市并未将工业区厂房一拆了之，予以拆毁或定向爆破，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
三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比较简陋的、人均居住面积较小的居民楼，改造成比较舒适的、人均居住面积较大的居民楼，类似中国高校的“筒子楼改造工程”。
四是因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变革而发生的建筑再生，主要出现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有人主张将沙皇的宫殿作为专制帝国和资产阶级建筑拆毁，但被列宁等革命领导人拒绝。后来，革命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加上红星，每天夜里持续闪耀，把宫殿改建为苏共中央的办公地点。苏联解体后，克里姆林宫又被改为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地区，各国首都均有风格硬朗、造型浑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东欧剧变后，它们大多拆除了意识形态符号，改变了用途。其中，前东柏林市区的院落街坊式建筑最为典型。20世纪初，这些建筑多是贵族的宅院，东德建立后，这些院落成为住宅、办公和小型工厂结合的微型单位。1990年两德统一后，除了部分住房和办公区域得以保留，其他小型建筑的底层多变为咖啡、画廊、小型商店等。笔者在柏林游学时，就曾见过一些这样的底商宅院。
五是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之后，为了延续历史文化传统，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力恢复城市部分区域的原貌，也可能保留一些战争遗迹，以供后人反思和凭吊。较典型的是，二战中几乎夷为平地的波兰华沙市中心区和德国科隆市中心区。
此外，还有很多将历史价值较高的工业建筑、政府建筑、名人住宅改造成博物馆的例子。
原工业建筑再生的四种命运
在欧美建筑再生的实践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原工业建筑的再生。对待原工业建筑，完全将其作为文物进行保护，显然是不现实的。相反，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具备新的功能，并加以利用，这才能使其生命力更加长久。
工业建筑再生的命运主要有四种。
一是成为文化类建筑，如博物馆、展览馆、艺术中心、学校、画廊、艺术工作坊等。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都有艺术家的聚集地，而“Loft”则成为这些聚集地的典型风格。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苏州河岸边仓库，就属于这一类型。
二是变身商业类建筑，如商场、电影院、综合型功能建筑。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女王港商业建筑就是由仓库改建的。
三是转为办公类建筑。一些原本是蓝领工人工作的宏大厂房，被改造为白领云集的写字楼。其中最著名的是1988年雀巢公司对法国巴黎郊区麦涅巧克力工厂的改造。为了保留这一19世纪工业遗产的神韵，该改造工程耗资80亿法郎，有60多家工程公司参与，最终既让这座工业圣殿的辉煌再现，又为雀巢公司的1700名员工提供了办公空间。
四是用作居住类建筑。一开始，工业建筑改造成的城市阁楼只是穷人阶层无奈的选择，如今却成了中产阶级时髦的生活方式，并且风行全球，很多厂房被改造成公寓式楼房，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格雷夫住宅，就是由家具仓库改建而成。
维也纳煤气储罐变成公寓
《世界建筑》杂志2002年第12期，刊登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邓雪娴教授的《变废为宝──旧建筑的开发利用》一文。该文介绍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区煤气储罐的再生过程。
从维也纳市区到机场的途中，远远就能看到4个巨型砖砌外墙的煤气储罐，每个直径60米，覆盖着金属结构的圆顶。这些储罐建于19世纪末奥匈帝国时期，本是用来储存供维也纳市区使用的煤气。这4个巨罐，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目睹了奥匈帝国、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纳粹德国、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五个“朝代”。1985年后，维也纳市区全面改用液化石油气，这些巨大的煤气储罐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城市的扩展，原来的郊区变成新城区，这4个煤气储罐被改建为大型多功能综合体，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标性建筑。4个储罐的改造工程设计，分别由奥地利和法国的著名设计师和设计工作室负责，改建后的4个储罐的上部，成为600多套公寓，底座几层为商业、娱乐区域和办公用房，一条购物街将4个罐连接起来，地下为多层车库和商业库房等，其中一个罐子的底座建为可供3000人活动的多功能厅。最终，改建后的4个罐子，仅仅地上部分的建筑面积就达94万平方米。
德国科隆市的建筑则再生为文物。科隆位于莱茵河畔，是德国西部的经济中心。二战后期，科隆作为德国齐格菲防线背后的重要战略支点，遭到美英空军的狂轰滥炸，几乎被夷为平地。同济大学办的《时代建筑》杂志2001年第4期，刊登了该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露易教授《历史建筑的再生》一文。该文介绍，建筑设计师在修复位于科隆市中心的空袭中幸存的中世纪大厅时，在一侧新建了接待厅，被炸弹冲击波震碎的彩色玻璃窗的碎片，被嵌入了新大厅的玻璃窗上，这个大厅又与一旁的圣·阿尔班小教堂相连。小教堂部分保留了战后的废墟状态，以保持人们对战争的记忆。
瑞士苏黎世传统工业区形成于18世纪末，其改造方案于2001年由政府规划管理部门出台。该工业区中的一个造船厂，现已改造成一个剧场、一个电影放映场、一个具有另类气氛的酒吧,空旷的大厅则用来展览前卫艺术。但是，它的结构和外墙装饰风格基本不变，只是增加了一些公共建筑的配套设施(厕所、坡道、疏散楼梯等)。工业区内的一个锅炉房，由于内部空间高大,则通过钢结构加层并划分空间,改造成一所风格独特的建筑学校。
建筑再生与人的再生
欧美的建筑再生，并非只为漂泊的艺术家提供工作室，为中产者提供时尚的住所，或为大企业提供办公楼。社会底层同样是建筑再生的受益者。美国大城市有不少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福利旅馆”(welfare hotel)，入住需要严格的申请和审批手续，类似中国的“廉租房”。这些福利旅馆的改造，同样属于建筑再生。
《纽约时报》2000年3月曾刊发一组题为《在建筑再生的同时重造生命》的报道，介绍了纽约市曼哈顿区一处福利旅馆的命运。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东28街14号的乔治王子旅馆非常糟糕，被人称为“地狱在曼哈顿岛的大使馆”。这座14层的大楼是纽约市最大的福利旅馆，约500个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挤在这里，人数约有1600。这里治安混乱，孩子们在大厅里游荡，妓女在这里接客，非法搭建的炉子熏黑了屋顶，有些孩子被打死。
1990年，该福利旅馆被关闭，所有房客被迁出。4年后，一个娇小的女人路过东28街，她的目光瞄向了破破烂烂的窗口。她名叫罗赞·哈格蒂，她回忆道：“我想，这是一片残骸，但这就是我要的那种建筑。乔治王子旅馆代表了纽约市对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失败。”她认为，再生后的乔治王子旅馆，能够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典范。哈格蒂女士领导非营利性组织“共同点社区”(Common Ground Community)，开始着手改造，并得到来自纽约市、纽约州、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的3900万美元的支持。
2000年3月底，乔治王子旅馆重新开门营业。再生后的旅馆有着文艺复兴风格的立柱，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时期风格的橡木地板。约1700名低收入者申请旅馆内的416套公寓。他们接受联邦房租补贴，用自己30%的收入支付房租。建筑被装饰成金光闪闪的大楼，为416名低薪工人、无家可归者、艾滋病毒携带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单间住宿。较高楼层的大厅被涂上了令人愉快的黄油色。乔治王子旅馆还提供现场的职业培训，旅馆隔壁的一家巴西牛排餐厅为房客提供工作岗位。装饰一新的旅馆拥有电脑房、艺术工作室、社工办公室、休息厅和装饰华丽的茶室，还计划建立诊所。
“共同点社区”在其官网上称，该组织的理念是“通过创新计划改造人、建筑和社会，解决无房问题”。哈格蒂女士说：“我们自问，房客们并不仅仅需要一个房间，还需要一种生活。”纽约市的其他一些福利旅馆，如“时代广场旅馆”等，后来也得到改造。今年1月31日，超过2800名志愿者在纽约市进行一年一度的无家可归者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市共有2648人没有任何居所，比2010年下降了15%，比2005年下降了40%。
校园建筑借再生延续文脉
当下中国，各大城市往往统一规划“大学城”，许多大学热衷于跑马圈地，打造新校区。相比而言，欧美高校往往更注重原有校园建筑再生，以此培育大学的历史气息，延续大学的文脉。
据美国佐治亚大学校报《红与黑》2010年8月17日介绍，在耗资400万美元进行改造后，该大学北校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校园建筑师发掘到一些可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古建筑遗迹，以及19世纪校园生活的日常用品，如篮球票、钱夹、墨水瓶等。有证据显示，其中的一间地下室烧毁于1830年的一场火灾。在挖掘过程中，人们甚至找到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土著居民使用的陶器，这更增添了大学的历史感，这些文物还向全校师生展出。
在校园改造竣工典礼上，该大学校长麦克·亚当斯说：“这或许是我能感受到的自己离历史最近的时刻。一想到这里就是美国的年轻人最早接受公立大学教育的地方，我内心就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该校历史学名誉教授纳什·伯尼说：“这些遗址能让你想起这个地方最初的生活方式。”当时的大学包括宿舍、图书馆、书店、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等。伯尼说，复原出的建筑要比原来真实的建筑好，最初这些建筑只是堆在一起而已。
一味拆旧建新太浪费
客观地说，建筑再生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对原有建筑随意改变用途，在内部私搭乱建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不能不提的一点是，欧美国家的建筑再生，一般由政府统一规划批准，由具有资质的设计和工程公司实施。毕竟，工作建筑、公共建筑和居民建筑的功能差异巨大，特别是设计目的不同，对消防、水电、供暖、逃生通道的要求也不同。随心所欲地拿旧建筑搞“再生”，自然会埋下安全隐患。另外，旧建筑经历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风雨，难免存在管线老化、设计思想落后等问题，也并非都适合“再生”。当一些废弃的工业建筑，被“再生”成违章建筑，欧美的“城管”处理起来也不客气。
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城市纷纷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 “China”也被戏称为“拆呐”，随之而来的野蛮拆迁等问题，也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爆发点之一。此外，拆旧建新也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2007年8月22日，时任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司长的樊元生曾公开表示，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也曾说过，这种反复拆旧建新、过度追求建筑面积的政绩工程，消耗和浪费了大量能源。
倘若因地制宜让建筑再生，那么中国既可以减少浪费，又能保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古代建筑文化历史悠久，各时代、各区域、各民族、各宗教的古建筑风格各具特色而又有机联系；近代又遗留了相当数量的欧美各国及日本特色的建筑；新中国前30年还留下了大量带有苏联风格的工业和公共建筑。当然，这些建筑有的带有屈辱印记，曾是外来压迫的象征，但它们都是今人历史文化和物质空间的双重财富。
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再生的历史建筑中，延续新鲜时尚的生活。
除了文中提及的文献，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引用了马庆峰、陈刚的《论老建筑再生与城市空间品质的塑造》、周常的《Loft改造──一种多赢的历史产业建筑再生手段》等文，并参考了《新周刊》、美国“共同点社区”的官网、维基百科英文网站的相关词条，在此一并致谢！
环境百科
“再生建筑学”的源起
“再生建筑学”(renewal architecture)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以工业革命成果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传统以居住为主的封闭社区和街区，开始让位于以交流—娱乐—购物等现代商业的空间需求，于是从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摩纳哥等港口城市为先端，在全欧洲乃至大洋对岸的美国，展开了大量的建筑再生运动。到一战爆发时，许多中世纪的成熟城市，已经改造完成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初步对接。同时，经过理论与实践的积累，再生建筑学也逐步形成一门独立而完整的技术科学。
二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的大中小城市，欧洲各国建设规划当局再一次祭起再生建筑学的大旗，通过再现重建、改造修缮、增建扩建、功能代换等诸多方式，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使大多数遭受严重毁坏的城市获得再生。
到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士，会对那里成百上千年的街道建筑还在健康得体地使用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遍布巴黎每个角落的小型家庭旅馆，大多是由一二栋多层私用住宅改建而成的；还有大量的街铺，早先也都是单纯的住宅而已，经过精心改造装修之后，仿佛是针对每家不同商铺量身定做过的一般，其格调气氛变得鲜明而妥帖……这一切成功背后，无不蕴藏着再生建筑学的技术力量。(郑国庆)
Loft风格
“Loft”在牛津词典上的解释是“在屋顶之下、存放东西的阁楼”。时下流行话语里的Loft，则是指那些“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这个含义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曼哈顿。在那里，一批贫穷但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把一些空间巨大、光线充足的废旧厂房和仓库以低廉的价格租下来，并以艺术家的品味，将其改造成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活空间及工作场所，开创了“Loft风格”。
参见：全球再生建筑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