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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暖真相幾何？
“對於冰川來說，無論是30年還是40年，它們最終都是在融化。” 哥本哈根締結全球協議未遂的一個後果，就是釋放了更多對於全球變暖的懷疑論調。 氣候變遷擁躉不得不重新回答這幾個命題：全球在變暖嗎？全球未來會變暖嗎？全球變暖福兮禍兮？ 在英國氣候科學研究方面工作17年的大衛·溫納(David Viner)博士，同時也是IPCC報告作者與IPCC資料發佈中心的創始人之一，他對各種質疑都有些習以為常。 溫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對記者表示，拋卻其他暫且不論，至少有一件事要注意的是，《科學》與《自然》這兩本科學界業內的專業雜誌，從未刊登過質疑全球變暖的文章。 對於氣候變暖曾促進人類文明發展這一問題上，溫納對記者表示，可以證明的是，在人類歷史上暖期和冷期都在某些地區交替存在過，但發生在20~21世紀的變暖，是一場全球範圍內的長期變暖。 IPCC 眾“門” 儘管IPCC早在1988年正式成立，其間20多年也不乏質疑之聲，然而對於IPCC研究報告成果的質疑與各類“門”的密集出現，則始於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峰會期間：從時間上來看，有著令人遐想的巧合。 《科學新聞》雜誌總編賈鶴鵬認為，其中“氣候門”事件，由於正好發生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成為會議亮點，以致報導數量非常大。 隨後又有“冰川門”、“亞馬遜門”等相繼曝光，一時間IPCC陷入了信用危機之中，且更重要的是，在接受了氣候變暖同減排之間關係的全球公眾，必須重新審視全球是否正在變暖以及其後續命題。 溫納在早年博士畢業之後，正是在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氣候研究小組找到的工作，這也正是“氣候門”發生之地。 去年12月，駭客進入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研究部門(CRU)獲取大量的郵件，從中發現了修改氣候資料的問題。 “在洩露事件中，其中也有我一些非常好的朋友，我對我朋友和他們所做出來的、經過同行評審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信心的。”溫納表示，“我想這些對氣候變遷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們為什麼採取這種方式，可能是他們懼怕科學本身的真實性，意識到確實氣候變遷是真實發生的事實，且是這些科學家得出來的結論，有著非常嚴謹的依據，對這樣的科學事實本身無法展開攻擊，就採取另外一種方法攻擊這些科學家本人。” 溫納也和在IPCC工作的同事談起過這個話題，而科學家們則聚焦在“到底是誰做了這件事情”。 溫納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事實：溫納本人就是CRU郵箱的使用者，知曉通過郵箱交換的資訊是非常大量的。 在這個事實基礎上，“到底是誰擁有這樣一些資源和時間，從成千上萬條的郵件通信中找出一兩條能夠讓他們用的東西。”溫納提出，這不是一個人拿著筆記本電腦在家裏可以幹的事，也不是對電腦感興趣的青少年隨便找到非常小的電腦伺服器能進行的攻擊，這一定是有一個機構，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在做這個事情，從這麼多的資訊當中找出來這些問題。 在“冰川門”這一烏龍事件上，由於引用了灰色文獻而致使IPCC在2007年發佈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中得出了“喜馬拉雅冰川的消融速度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的冰川，如果全球變暖的速度持續下去，喜馬拉雅冰川在2035年，甚至更早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高”的結論。 對此，溫納認為，對於冰川來說，無論是30年還是40年，它們最終都是在融化。 溫納認為，在IPCC的報告中，每一個章節，甚至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來自所引用的參考文件，“實際上為了寫這麼一個報告，我們用了成千上萬的經過審核的一些文獻檔。” “參與這個報告編寫的科學家超過2000名，而參與這個報告經過審核的科學家數量更多。”溫納表示，這個報告發佈之後可以給公眾流覽參考，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對它進行一個評審，包括各國的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有興趣的個人，他們都可以參考和評估這本書。 “目前在這個報告中體現的氣候變遷、氣候科學方面的整理比其他的任何一個領域的同行評審更加嚴格。”溫納表示，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想對報告中所做出的任何觀點進行一些批評，他也必須拿出相應能夠支持他的評論的證據，也必須來自於經過嚴格同行評審這樣可靠的文獻資料，如果有人說我們做的曲線不合適，而他的曲線更合理，達到了峰值，那麼他的結論也必須得到相應的、非常有科學性的文獻支持。 全球變暖誰之過 曾經參加過IPCC前三次報告撰寫工作的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王紹武也認為，現在氣候變暖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對於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CRU的批評，他是不同意的。 目前全世界公認的地球大氣溫度變化序列(曲線)有三個版本，除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CRU之外，美國的戈達德空間研究中心和美國國家氣候中心也都有各自序列圖，趨勢大體一致，且其中CRU繪製的變暖升幅還是最小的。 所以從這個邏輯而言，批判CRU隱瞞一些不變暖的資料是不能理解的，王紹武表示，當然這並不等於這個系列就沒有問題，實際上其他的兩個系列也都有問題。 其一在於資料覆蓋面不完整。“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地球上只有15%到20%地方是有資料的，其他地方沒有資料，最近到了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可能有百分之七八十地方是有資料的。”王紹武表示。 其次，城市熱島效應是不可能一下子排除的。王紹武表示，當然IPCC的資料最初也曾經告訴我，已經把很大的城市熱島效應去掉了，但是我想這並不是代表完全去掉城市熱島效應。 “我知道中國科學家已經注意到城市熱島效應對中國的影響，這個正在從各個管道進行研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王紹武對本報記者表示。 王紹武表示，所以當我們確定變暖的問題後，這個變暖多少的溫度資料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同樣，在確定氣候變暖後，氣候變暖誰之過就更多地同政策面相連了。 IPCC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引起的，而國際上與其對立的非政府氣候變遷問題研究小組(NIPCC)認為是因自然變化，而非人類活動引起的。王紹武表示：“我現在的立場就是處於兩者之間，既不同意IPCC，也不同意NIPCC。” “我認為自然變化還是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第一個例子是在1950年到1980年之間，中國以及北半球大部分地區處於一個較冷時期，而這段時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溫室氣體排放非常激烈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溫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因此假如說把這一段時期的溫度變化認為是人類活動影響，認為是溫室效應，那顯然是不合適的。”王紹武表示，另外一個例子是，NIPCC認為，太陽活動，具體指的是宇宙線可能有影響，但是這裏面也是有矛盾的，最新的資料表明1985年以後太陽活動處於一個減弱的階段，而1985年以後全球溫度還是處於一個比較高溫的時期，因此現在馬上用太陽活動來解釋氣候的變暖，也是矛盾的。 這說明雙方觀點都是有缺陷的。王紹武表示，因此在氣候變遷成因方面，他認為有人類活動影響，也有自然因素，這兩者加在一起；其中自然因素裏面包括火山活動、太陽活動，甚至有深海洋流影響。 在未來氣候會不會變暖的問題上，過去所有的IPCC報告在做未來溫度預測時，都是只考慮人類活動，沒有考慮自然變化，王紹武表示：“但我想自然變化還應起到足夠大比重(作用)，不能完全地忽略掉。” 例如中國2008年1月南方低溫大雪、2009年夏天中國東北低溫，這已經是很長時間沒有觀測到的這麼強的低溫，王紹武表示，2009年到2010年冬天中國北方大雪低溫，也是很多年沒有觀測到的，這些是一些變冷的信號，這些信號顯然是自然變化，而不是人類活動影響的。 “當然我們不能拿某一年、某一季變冷的事件就否認氣候變暖的趨勢，但是至少告訴我們，自然變化還是值得考慮的。”王紹武表示。 福兮禍兮 目前有一種逐漸抬頭的看法是，全球變暖並不見得是一個恐怖的未來。 溫納表示，這個問題在科學界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 “實際上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對於小部分人來說，可能他們在短期內由於氣候變遷受益。”溫納對本報表示，他做過一個有關歐洲旅遊業和氣候變遷關係研究，證明由於夏天可能變冷，旅遊業可能受益，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這是在少部分人受益而世界其餘更多地區受到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的背景下發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關於歷史上的這個問題，有“中世紀暖期”等，所有的證據都在於，的確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有暖期或者冷期，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時期是地理上廣泛存在的，特別是能達到全球範圍內的變暖，溫納表示。 在2003年歐洲發生了嚴重的熱浪，造成2.5萬人死亡，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溫納表示，所以短期而言，一些地區可能從氣候變遷中受益，但是經過很多科學家的共同全面研究證明，在世界上更多地方，從氣候變遷當中遭受的只會是一些負面的非常嚴重的影響。 以冰川融化為例，問題的重點恰恰在於，冰川融化且最終可能消失的速率同控制地球平均溫度上升的時間段有著緊密關聯，在此，科學研究也就同政策制定連接起來。 “對公眾而言，很難理解氣溫變化一點點到底意味著什麼，到底有什麼重大影響，可能在100年時間氣溫變化一兩度、兩三度並不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情。”溫納表示，所以必須讓公眾意識到，平均氣溫上升一兩度到底意味著什麼。例如在加勒比海生長了200多年的珊瑚，在全球氣候變遷溫度超過一定的界限後，在加勒比海地區生存這麼長時間的珊瑚就有可能死亡。 溫納認為，一方面目前氣候科學發展太迅速，僅僅是像現在這樣每五年出一次報告可能是不夠的，IPCC應考慮在此基礎上，加大中間頻次。 另一個方面，如何將氣候變遷研究的成果納入到公共領域當中，納入到政策裏面，從而納入到氣候變遷問題的一些談判中，需要得到討論。溫納表示，應該通過一個過程，快速地把科學界的科學研究，反映到剛才所講的政治過程和公共領域過程當中，既需要迅速，同時又要保證科學的嚴謹性。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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