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國際社會是如何解決世界饑餓問題的：
在1974年世界糧食大會上首次發表了《世界消滅饑餓和營養不良宣言》，提出了“在十年內消除饑餓、糧食危機和營養不良”的目標。22年後的1996年，全世界長期食物不足的人口仍然為8億多，而且還有微弱增長的趨勢。又過了8年後的2002年再次召開世界糧食大會，各國又不得不承認之前的“目標尚未取得足夠的進展” 。又再過了5年後的2007年和2008年，全球饑餓人口仍然在9億以上。又過了12年後的2019年，全球饑餓人口近6.9億，比2018年多出1000萬，過去五年內淨增近6000萬。2020年，世界饑餓狀況急劇惡化，全球大約1/10的人口(8.11億人)食物不足。
這就是國際社會近半個世紀(46年)以來，解決世界饑餓問題的成績單：多次定下零饑餓的承諾，多次推遲，目前已經推遲到了2030年。
從技術層面來說，解決饑餓問題的方法很簡單，給糧食就行了。同樣，解決氣候問題的技術方法也很簡單，就是減排就行了。然而，人與人和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使這些問題變得難以解決。
很難說國際社會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是否全力以赴了。但是，如果連當前餓死的人他們都不能挽救，那麼，未來的氣候難民，他們能挽救得了嗎？！幾億的饑餓人口與未來的氣候難民相比，無足輕重嗎？！他們僅僅就是想吃飽飯而已，這個要求很奢侈嗎？！如果在拯救饑餓問題上，他們不能全力以赴，那麼，他們在拯救氣候問題上能全力以赴嗎？！
如果你家裡的孩子餓了，你會在幾分鐘之內給他拿食物。但是，這個世界上每幾秒鐘就有一個孩子餓死，而我們讓這種情況延續了不是幾分鐘，也不是幾小時，更不是幾天，不是幾個月，不是幾年，而是近半個世紀了！更重要的是，這還將繼續延續下去。我們現在根本就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希望！
現在你覺得氣候問題還是個問題嗎？！至少，對於現在世界上的8億多饑餓人口來說，他們不會在乎氣候問題。這也是很多氣候活動家的一大誤區。
再看看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類似的複雜問題：戰爭、核武器、龐大的軍費開支、專制和集權、恐怖主義、貧困、環境問題、毒品、暴力……等等。
從目前來看，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是無解的。
這就是為什麼一晃1/4世紀過去了，從COP1到COP26，實質性的協議還是簽不下來，儘管很多國家也做出了某些承諾。但這些承諾是遠遠不夠的。
對於那些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也就不裝了，解決不了就算了，拖下去！他們之所以還能每年找個地方聚一次，討論一下氣候問題，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未來的問題，還能繼續裝下去。當然，每年都會有那麼一點點兒進展，但這就像數學中的一種極限函數一樣，可以無限逼近一個點，卻永遠也到達不了這個點。
因此，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他們以當前這種方式解決氣候問題的成功率是0。如果在COP12的時候，你對他們還有幻想，那麼在COP26的時候，你就不應該有任何幻想了。
即使協議簽了，也很難保證簽的協議不是一個糊弄公眾的協議。即使是一個嚴謹的協議，那麼執行和監督過程也會有很多問題。
我並不是說世界饑餓等上述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當我們單獨面對上述每一個問題時，它們確實都很難解決。
克裡斯那與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曾有過一次對話。甘地夫人說她的國家面臨很多問題。克裡斯那則對甘地夫人說，你應該將所有這些問題看成是一個問題，用整體的方法去解決。大致意思如此。
中國有句古話叫“綱舉目張”。意思是說在面臨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時，需要抓住關鍵因素，只要解決了關鍵因素，那麼，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種關鍵因素就叫“綱”。
或許這麼多年來，我們解決問題的思路都是錯的。我們太過分專注枝節問題，而忽略了問題的本質。我們應該認真聽聽智者的箴言。
我們面臨的真正問題其實是人類的道德問題。只要提高人類的道德水準，上述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而肉食就是人類最大的道德問題。全世界每年虐待和屠殺幾百億隻動物，其規模和殘忍難以想像。托爾斯泰說：“當我們自己還是被殺動物的活墳墓時，我們還能期望世上會有什麼理想的情況呢？”所以，不要說是我在說“沒有希望”。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就已經說了。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畜牧業還是當今諸多環境問題的主要責任方，包括溫室氣體排放、土地退化、大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喪失、森林砍伐。畜牧業還消耗了世界糧食產量的1/3，世界大豆產量的80%。而這些糧食和大豆本可以去餵養饑餓人口。肉食還是造成當今人類慢性疾病的主要因素，浪費了大量的醫療資源。不談道德問題，僅從事物的表面聯繫來看，減少肉食消費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前聯合國環境計畫署主任阿斯霍克·寇斯勒曾說：“肉食能殺死我們所有人”。此絕非危言聳聽。